二是進一步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切實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的轉變”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計劃中已明確提出，但至今仍沒有實質性的轉變，其問題的癥結，正如吳敬璉先生指出的就在于“體制”，也就是說尚未建立起與“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相適應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因此，當前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為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創造一個相適應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生態環境”，如在法律法規建設方面，完善和健全市場經濟的法規體系建設，盡量減少對企業微觀主體決策的干預，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同時，要建立全面綜合的考核機制，科學全面地考核工作實績，切實改變以GDP和引資指標等作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機制，從體制和機制上消除“GDP沖動”和“引資沖動”，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促進非貿易品部門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驅動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一是完善進出口商品稅率結構，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在保持出口一定增長的同時，增加進口尤其是高新技術、先進設備以及短缺的資源能源性產品的進口力度。同時，大力調整加工貿易發展格局，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加工貿易發展，吸引跨國公司將更高技術、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采取優惠措施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加工貿易，以改善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狀況；二是推進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從逐步放開要素資源價格入手，建立起以市場主導的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制，發揮價格對資源能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提高生產要素價格水平和環境成本。同時，完善產業投資導向，健全投資約束機制，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尤其是產能過剩領域和高耗能產業的非理性擴張，加快清理發展高耗能產業在土地、稅收以及電價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提高投資門檻，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水平提高；三是進一步擴大消費，推動內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教育和醫療服務，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除了增加財政的公共支出外，還要改進公司治理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企業儲蓄率，促進內需的進一步擴展，使內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三是克服“害怕浮動”的觀念，進一步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和彈性。不可否認，匯率作為主要的經濟杠桿，對于改進和調整一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正處于轉軌經濟的大國而言，匯率水平的調整，除了考慮匯率政策目標、國際收支狀況、外匯儲備、國內外利率水平以及物價水平外，還必須考慮宏觀經濟承受匯率波動的程度、不成熟的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以及較弱的匯率風險意識等因素。因此，試圖通過匯率水平急劇的大幅升值來改變我國對外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態，不僅不符合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而且，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兩年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大大增加了，同時，也加快了外匯市場建設，增加了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引進做市商制度，以及提供遠期、掉期等規避匯率風險的工具，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奠定了基礎。
當然，也應該看到受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影響，市場主體對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仍然比較強勁，也正是在上述預期的推動下，境外資本流入依然較快，另一方面，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市場經營主體對匯率的風險意識和承受能力得到進一步加強，因此，應克服“害怕浮動”的觀念，進一步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和彈性，允許人民幣匯率在0.5%的幅度范圍內真正“浮動”起來，減弱市場主體對匯率的升值預期，使匯率真正實現雙向運行。同時，中央銀行的外匯調控主要應“平滑”匯率的大幅變動和匯率水平的嚴重不平衡，引導市場機制對調整匯率水平發揮更大的作用，使名義匯率更趨于其均衡匯率水平。
四是加快國內資本市場的建設，為企業提供多層次的融資平臺。大力發展和完善包括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在內的資本市場。一是改進和完善現有主板市場上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單一的市場結構，構建一個層次分明且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體系，滿足不同層次企業的上市融資需求；二是采取有效措施，積極合理地引導海外上市的境內公司回歸A股，擴大資本市場容量；三是鼓勵民營企業通過改制在國內上市，支持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向民營企業的轉讓，實現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合理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四是加快國內債券市場發展，增加企業發行債券規模，拓寬直接融資渠道。
五是加快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促進資本流出入的均衡發展。采取有效措施，切實落實資本流出入的“均衡”管理，一方面，加強對資本流入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入管理，利用外資主管部門應加強協調，形成合力，相應地調整利用外資指導目錄，嚴格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的審批登記管理，對于地方越權審批的外商投資企業不予備案，外匯管理部門也不予辦理外匯登記和結匯手續；另一方面，積極進行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拓寬資金流出渠道，引導資金合理有序地流出，如進一步簡化境外直接投資審核；降低QDII業務準入門檻，加強境內外投資機構的合作，積極推進QDII項下資金有序流出；在總結國際開發機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經驗的基礎上，適當引入其他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積極促進境內外幣同業拆借市場的改革和發展，促進境內外匯資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孫魯軍)
[上一頁]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