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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式的維權

　　金亮說，開始交涉后幾個月，湯太太就被換掉了。后面負責的客戶經理既不讓他找到相關負責人，也不告訴他該怎么去投訴，一直是推諉、搪塞、拖延。哪怕問他們“請你告訴我，我是男是女”，他們的回復也只會是“這個問題我們會記錄下來向調查小組反映”。

　　然而，對于選擇站出來的投資者而言，維權之路也布滿荊棘。

　　此前，就金亮對匯豐私人銀行的指控，中國證券報向其發出采訪函。5月22日，匯豐銀行在回函中拒絕了采訪要求，并表示“匯豐私人銀行一向不會向外界透露與客戶之任何資料，而本行對金先生之投訴已多次直接聯絡”，還強調“匯豐私人銀行一向采取謹慎方式及嚴謹的銷售程序，以確保客戶了解各項投資產品之風險。匯豐私人銀行之雇員為專業訓練，并嚴守銷售程序之各項監管條例”。

　　5月26日上午10點30分，中國證券報記者以金亮朋友身份來到香港匯豐銀行大廈，按照此前約定與匯豐私人銀行中國業務主管、董事總經理廖淥波面談。

　　會談一開始，廖淥波就表明，此次來仍然是聽取金亮對該事件新的論點、調查證據，并轉交給匯豐銀行獨立調查小組成員。金亮希望能跟調查小組直接溝通，而不是總通過他們來反映情況。廖淥波表示，調查小組要應對的客戶很多，是否面見客戶由他們來決定。獨立調查小組跟營業部門沒有任何關系，金亮的意見也可以通過書面形式直接電郵給調查小組。

　　在將近兩個小時里，匯豐私人銀行3名相關負責人始終在傾聽并進行記錄，但基本沒有正面回應金亮的任何問題。

　　“那么，請問2007年10月12日，貴行湯太太是否給我打過電話？”金先生問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您的問題我們會記錄下來，向獨立調查小組反映。”廖淥波答。

　　當金亮抱怨連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都不能給予直接回答時，廖淥波的回答依然是“我們會把你的評論、批評向調查小組反映”。匯豐私人銀行的幾位負責人還在會談中強調，希望金亮能全面了解自己簽署過的文件以及電話錄音，不要以一句話作判斷；并表示調查小組覺得已經給予了金亮回復。

　　金亮又提出希望知道調查小組負責人的辦公地址，對方答復并不清楚，并表示調查小組到目前為止從未面見過客戶。金亮面見的要求可以由他們記錄下來轉交，也可以由金亮自己送達。

　　整個過程幾乎都是金亮在講述自己的觀點。不論金亮是提問、請求還是指責，對方的回答基本都是“這個問題我們會記錄下來向調查小組反映”。對方的態度一度讓金亮難以接受，途中出現了幾次短暫沉默。當對方提醒時間，希望他講過的話不要再重復時，金亮有些沖動，說：“你們張先生打電話給我說廖總想跟我談一談，我大老遠趕到香港后卻什么都不跟我說。你說你們是營業部門不答復我問題，能答復我問題的人又不能見我，那讓我來香港干什么？反正不管我說什么你們都是用同一句話回答，我就在這里說，你們愿意在這聽就在這里聽，不愿意就走吧。”

　　這樣的會談讓金亮再一次感到失望。事后，他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交涉過程中對方始終是這種態度。開始交涉后幾個月，湯太太就被換掉了。后面負責的客戶經理既不讓他找到相關負責人，也不告訴他該怎么去投訴，一直是推諉、搪塞、拖延。哪怕問他們“請你告訴我，我是男是女？”他們的回復也只會是“這個問題我們會記錄下來向調查小組反映”。

　　就連他要求匯豐提供確認交易時的電話錄音，在提出大半年后，直到2008年11月3日才通知他電話錄音找到，而此時合約已經執行結束，距離11月5日斬倉只差兩天。更讓他生氣的是，匯豐提出，電話錄音是其內部資料，無法提供拷貝，金亮每次都必須親自到香港聽取。

　　“為什么1000萬的交易10分鐘電話就能確定，而我的千萬資產沒有了，卻沒有一個人能當面回答我，尋找錄音要大半年？”金亮還表示，他是通過私人渠道才好不容易聯系上廖淥波的，在2008年11月做了兩次當面投訴，并整理成書面投訴給了他，可2008年12月24日銀行在答復中完全推卸掉所有的責任，直至今日也沒有正面答復他提出的種種問題。

　　5月26日中午，金亮在麥當勞啃了一個漢堡，又匆匆來到位于國際金融中心55樓的香港金融管理局。他此前已經書面投訴，但兩個月過去了仍未得到答復。他希望能面見工作人員投訴，但被拒絕，只能離去。

　　相比之下，賴建平和H女士聲稱，他們提出的要聽電話錄音等要求，至今未得到滿足。H女士要求查看事發過程的賬戶明細也被銀行拒絕。

　　為什么不選擇訴訟？金亮說，在香港打官司是真正的有理無錢莫進來。如果訴訟，粗略估算需要三五年時間，耗費數百萬港元，他已經無力負擔。“他們就是一群穿西服的騙子無賴，而我是一個樸素的農民。”金亮自嘲，目前他只能選擇農民式維權，即不斷到香港金管局“上訪”，不斷和銀行交涉。賴建平則表示，他的經濟一度窘迫到買不起飛機票到香港，只能先坐火車到深圳，然后再去香港。

　　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一些內地律師認為，如果真如投訴者所描述，那么銀行在銷售過程中確實存在重大誤導甚至欺詐因素，委托理財的合同或者法律行為是可撤銷的。不過，按照香港法律法規這些案件的可能訴訟結果是什么，他們也不知道。

　　“找律師太難了，內地就沒有幾個懂的。”已經進入訴訟階段的H女士說，她的律師主要在香港聘請。而香港律師所擅長的領域非常細分，每找一個律師講述案情就要交費，交了錢之后才能知道這個律師是否懂此類案件。就這樣，她在香港跑了5家律師行交了很多咨詢費才找到真正懂行的律師，案子還沒有開庭花費就已以百萬計。而這還只是應訴，如果去香港起訴，作為內地人還需要交納高額的保證金等費用。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對中國證券報記者稱，將敦促政府有關部門就銀行推銷手法進行調查，維護投資者因不知情而導致的損失。然而，呂志華認為，Accumulator依靠港府或者香港金管局來解決很困難。他說，雷曼迷你債事件涉及到一些70多歲完全不懂英文的老人家，他們指責銀行欺詐銷售比較令人信服。而Accumulator只銷售給專業投資者，監管部門認為資產高達800萬港元以上的這些投資者完全有經濟能力聘請法律顧問，解決從開戶到銷售整個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所以到目前，雖然不斷有案件投訴到香港金管局，但香港金管局的做法是普遍讓客戶和銀行自己協商解決。

　　在香港，監管部門給予專業投資者的保護要弱很多。香港證監會曾表示，Accumulator是一種結構性產品。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向零售客戶提供的結構性產品發售文件及推廣材料，必須獲證監會的核準。至于那些透過私人銀行及持牌法團向專業投資者(包括擁有投資組合達800萬港元或以上者)售賣的Accumulator產品，有關的發售文件及推廣材料無須獲證監會核準。

　　“就算去起訴也很困難，目前僅有個別案例勝訴。”呂志華說，內地投資者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三種。一是被銀行起訴可選擇不應訴，因為在內地沒有其他資產抵押，如果客戶不應訴不還錢銀行也沒有太多辦法。二是去告銀行，但花費巨大勝訴希望渺茫。三是通過香港媒體給銷售機構壓力，找三四個受害人一起開新聞發布會。

　　然而，現在很多內地投訴者均不愿露面。“因為我們是‘富人’，所以被說是活該，是無知和貪婪，反而受不到保護。”幾位投資者說，他們想不通的是，自己的錢也是十幾年奮斗一分分攢下來的血汗錢，現在分文不剩早已成為弱勢群體，卻得不到任何幫助和救濟。

　　金亮在匯豐私人銀行客戶經理指導下簽署的所有相關文件均為英文，當時他并不清楚文件的意思和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