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迅速崛起的勢頭，加上恰當的對美國思路和政策，促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大為上升的世界政治和經濟重要性有了顯著增進的認識；與此同時，由于日本國家方向的惡性變化趨勢和其他重大的結構性原因，今年的中日政治關系持續緊張
中美關系有四個主要領域——經濟互相依賴、安全問題選擇性合作、政治和外交歧異、戰略性的競爭和局部對立。
在2005年頭七八個月里，其中每個領域內的中美矛盾或緊張程度都有顯著發展，構成了這段不長不短的時期里中美關系相當鮮明的特征。此種狀況的根本背景，既在于中國的經濟總體實力、國際貿易規模、外交影響以及國防能力持續地高速增長，也在于美國對中美之間由此總體來說加速了的力量對比、影響對比變動趨勢懷抱的不安，甚至一定程度的焦慮。
然而，中美兩國從各自的總體利益和戰略全局出發，都需要控制中美之間的戰略性爭執，緩解過度的局部緊張，維持甚或發展有選擇的安全合作，爭取兩國關系的大致可控和相對穩定。
與中美關系的有限波動相反，2005年的中日政治關系無疑是1972年以來(如果不是更早的話)最緊張的。不僅如此，隨自民黨在9月國會選舉中的勝利、小泉隨后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以及組成以“鷹派”人物為核心的新內閣，連同前述日美兩國達成加強美日軍事同盟的協議和自民黨通過旨在使日本獲取和張揚“軍事權利”的修憲草案，有不少人嚴重懷疑中日政治關系或者行將甚至進一步惡化下去，或者至少長時間保持高度對立僵局。
佐利克演講的多重信號
2005年頭七八個月里，在中國的軍事力量增長、外交影響擴展、國內政治控制、境外能源追求與若干“反美國家”的關系和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領域，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指責及其直接間接的阻滯行動幾乎接連不斷。其中與先前相比最富特征的，除了有變得遠為頻繁的對于中國貿易行為方式的指責和壓力外，便是美國政府對中國軍事力量加速增長公開表達的關切在這段時間里急劇增加并且升級，而7月中旬五角大樓拋出實際上顯著提升“中國軍事威脅”級別的2005年《中國軍事力量評估報告》使之達到了高潮。
與之平行，美國近來對其西太平洋海空軍事存在的繼續強化(包括首次在日本常駐核動力航空母艦)，連同10月底美日兩國之達成加強美日軍事同盟的協議，構成美國晚近在對付中國軍力發展前景方面的首要戰略性預防舉措。
然而，五角大樓《中國軍力評估報告》發表后，美國政府的“中國軍事威脅”言論與先前相比有顯著收斂。此外，布什11月訪華，而中斷了數年的中美高層軍事交流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首次來華得以恢復。不僅如此，布什行政當局近來的若干言論(特別是副國務卿佐利克9月21日重要演講中提出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之說)顯示，美國政府對中國大為上升的世界政治經濟重要性有了顯著增進的正式認識，并且已經開始針對美國的一項重大窘境 缺乏真正內在連貫和能有效應變對華大戰略 進行關于戰略方向的較系統的重新審視，其可以預料的趨勢是在大致少說多做地繼續強化對華軍事防范和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的同時，嘗試較系統地增進其他一些方面的對華協調和合作，并且可能逐漸傾向于認真考慮甚或最終采取更基本更溫和的解決辦法。
中國對美態度在過去幾個月里的溫和、審慎和合作色調給人的印象甚至更為深刻。7月21日，中國政府宣布調整多年里頂住美國壓力而堅持不變的人民幣匯率。不久后，中國方面撤回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的商業競標之舉，同時少有對美國國內有關的政治喧囂的公開憤懣之聲。中國還就朝鮮核僵局堅持耐心非凡的努力，導致第四輪六方會談在其最后時刻取得重大進展。大致與此同時，胡錦濤在紐約與布什會晤，努力緩解和改善雙邊關系。同樣引人注意的是，他和其他中國領導人近來非常頻繁和著重地申明中國的和平意圖，以便首先盡可能爭取使美國對中國崛起較少疑懼。
不僅如此，對于佐利克上述演講中與其重要積極面并存的顯著消極面，中國采取了克制態度和“淡化式”反應；此后，中國方面又以此類方式對待拉姆斯菲爾德在其訪華期間的言行，連同布什本人在其亞洲和中國之行中對中國國內政治的某些非議。
中國方面還積極發起和認真從事了中美兩國政府高層戰略對話。此外還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領導人最近公開表示中國不謀求在東亞多邊合作體制創設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并且表示歡迎美國和歐盟等建設性地參與這一過程，以此首先爭取減小美國關于中國趨于謀求將其勢力逐漸擠出東亞的疑懼。
中國的上述對美態度和政策反映了中國對美戰略非常正確和有效的一大方面，那就是在堅持中國重大利益和發展中國力量、不對美國做單方面重大退讓的同時，持之以恒地避免不必要地刺激美國，防止美國形成較強烈的被挑戰感，高度注意爭取控制中美關系中的對立和沖突成分，在需要時采取旨在增信釋疑的言行和有限的妥協舉措，維持和增加美國在阻滯中國崛起方面的困惑、猶豫、無奈和其他局限，包括塑造為此所需的政府內外基本共識的困難。總之，這是以復雜的政策體系對待復雜的中美關系，實行多面的和內在平衡的對美方略，以便維護、鞏固、甚至延展中國得以實現和完成崛起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中日的“零和游戲”
在直到2005年初為止的兩年多內，中國領導人先后幾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改善關系的主動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僅大致始終沒有予以積極呼應，反而反復在中日爭端問題上采取旨在以日本單方面立場為標準改變現狀的行動，甚至前所未有地碰撞臺灣問題和首相反復參拜靖國神社。
這些行動頻繁地損傷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和基本穩定性，是構成中日關系異常嚴重地惡化的首要近因。
在這類根本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公眾的情緒愈益高漲。特別從吳儀5月下旬取消與小泉的會晤起，中國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的種種行為，堅決采取了迄今經久不斷的對日強硬態勢。中日政治關系現在無論就大結構而言，還是就主要的具體爭端而言，都似乎成了“零和游戲”。
近年來，中日關系在其基本結構上已經發生非常重大的變化：中國正在迅速崛起，與此同時日本也在一種特定意義上“崛起”，那就是日本首先由于不愿接受中國奔向強大的現實，越來越決心要獲得所謂正常的國際政治地位，即要成為有其軍事權利和國際軍事使命的政治強國,并且要我行我素地將此變為既成事實而不做爭取鄰國放心的認真努力。
這么一種“雙強崛起”依其本性充滿動能、不確定性和引發不穩定的強大誘因。何況，在中國一方有著深刻和經久的、以日本在半個世紀里持續對華侵略和施暴為特征的歷史記憶，連同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逐漸倒退引發的現今憤怒，而在日本一方則有淡化、掩飾和扭曲這番歷史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這就為上述權勢動能注入了強烈的情感動能。
與此同時，中國大眾民族主義強勁增長；而在日本，多數公眾與之在1945年往后的半個世紀相比看來變得愈益右傾化和民族主義化，作為這變化的特征之一的就是近幾年來逐漸廣泛的政治厭華情緒和“中國威脅”感。
不僅如此，近兩年來，主要由于對中國迅速崛起懷抱相當強烈的憂懼和警戒心理，也由于日本國內的上述右傾化和民族主義化趨勢，日本政府形成了一大決心，那就是立即對中國表現為有其軍事權利的“平等的”政治強國，無論中國是否接受日本的這一角色，無論如此會制造出多少政治或戰略爭端，或者會怎樣加劇已有的爭端。
這一變更加上前述根本動態，大有助于說明為什么尤其在2004年初以來相對短的一段時期里，中日兩國間發生了那么多重要的政治和戰略爭端，而且其中差不多每個都在近乎逐步地惡化。
中國對日戰略的兩種可能性
中日政治關系緊張有可能升級為經久對抗甚至沖突。
由于多方面深刻和重大的動因，在可預見的時期里，中日之間多項重大政治和戰略爭端大概沒有一個能夠短期內真正得到解決或消弭。但另一方面，中日政治關系的惡化若不爭取予以制止或阻滯，必定給兩國各自的根本利益以及東亞的穩定和安全帶來危險。因此，當前和今后一個相當長時間內，必要和切實的任務不在于(至少首先不在于)解決重大爭端，而在于緩解緊張和謀求基本穩定，控制天然不穩定和潛在危險的中日關系對抗動能。
為此，中日兩國政府急需確定對待重大爭端和謀求基本穩定的一條最根本規則，即兩國不得在彼此間有重大爭端的問題上采取任何旨在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還有四條基本規則需要逐步確立，那就是：區別中日關系的四個主要領域——歷史問題爭端、戰略對立、外交關系和經濟互相依賴，盡可能防止或阻止在其中一個領域發生的重大緊張或危機過度地影響其他領域；區別政府言行與民間言行，將政府言行當作判斷對方國家意圖和政策的惟一標準，防止或阻止民間行動過度地影響政府間工作關系；對政府言行主要應當采取就事論事式的具體評判；在嚴重緊張得到控制的基礎上，雙方都應當認識到適當和有限地就具體爭端表示先做讓步、至少以此試探對方意圖和開創緩解或解決的機會是有益的。
如果在中國為避免經久對抗和沖突而認真努力的同時，日本政府由事實反復表明無意認真依據上述應有的根本規則爭取緩解緊張，控制中日關系的對抗動能，那么中國就將大致只剩一項對日基本戰略選擇，那就是在中國奔向強大的總潮流中，針鋒相對和持之以恒地實行強硬的對日態勢和政策，包括在國際政治中爭取最大可能程度地孤立日本。這么一種戰略有其重大代價，但在日本確實決意與中國經久“較量”的情況下，中國大概不僅要被迫采取之，而且多半能夠據此“克服”日本，亦即迫使日本最終在心理上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崛起。
無論實施怎樣的對日戰略，無論中日政治關系緊張狀況有多嚴重，必須堅持在政治和戰略上有理有利有節的“區別論”。中國政府和中國公眾需要通過合情合理的方式，盡我所能地參與爭取防止日本大多數公眾改信日本右翼歷史觀和政治觀，并且盡我所能地爭取參與阻止他們經久地確立對中國的一種看法——“中國迅速強大但對日本懷抱強烈敵意”。(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時殷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