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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別無所求，別無它求，就是希望香港繁榮穩定”
本刊記者/劉婉媛 秦軒
作為當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代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陳佐洱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的經過。回憶起當年中英談判的往事，這位曾被英方評價為“強硬但講道理”“最難對付又達成最多協議”的中方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在談判過程中時刻抱定一個信念，那就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回歸前后，什么事情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陳佐洱：1997年6月30日子夜，香港風雨大作。這時我已經在香港工作了好幾年，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狂風驟雨。我想，這是天人合一，冼滌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國恥。香港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在中國政府提出香港回歸的歷史性議題的時候，就制定了在“一國兩制”下保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個基本戰略。“繁榮穩定”這四個字，也是中央政府在中英談判中的出發點。我有幸參加了其中一部分工作。1990年的時候，香港新機場建設問題被提了出來，英方表示，香港回歸時，他們留給香港的財政儲備只有50億港元。大家應該都記得，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向英方提出義正辭嚴的交涉，大聲吶喊“50億，怎么辦，怎么辦，怎么辦？”
在經過一系列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艱苦談判之后，當1991年6月30日我把整理起草的中英諒解備忘錄文本擺在英方代表面前時，英方終于在“留給香港特區政府使用的財政儲備不少于＿＿億港元為堅定目標”中，填下了“250億”這個數字。當時我們考慮，中方管理的土地基金可以有約700億到800億，如果再加上250億，那么起碼就有1000億以上的家底，勉強夠特區成立時開張。
臨近1997年，英方大幅度提高福利。當時香港GDP年增長率約5%，可是英方悄悄地以每年27%以上的速度提高香港的福利。1995年末，一位港英負責官員終于說，我們已經用了5年時間提高香港的福利，我們還要用5年時間以這種速度發展福利，這樣，到2000年香港就會成為世界上福利好的地區。我們中方肯定就不干了，這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另外，福利增長幅度太高，前幾年它可以“做好人”，后來接手的特區政府就難當這個家，因為底數越來越大，更何況如果香港經濟放緩，會造成很大的問題。香港特區還沒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能夠代表香港未來的利益與英方談判。因此，我當時很著急，作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跨九七財政預算案專家小組中方組長，發出了嚴重的警告。我們要為香港多爭一些財政儲備，留個好一點的家底。用香港同胞的話來說，“我們要看住這個數”。
由于祖國內地經濟迅速、健康地發展，使得香港在過渡時期后半段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動力。所以在香港回歸、特區政府成立的時候，中央政府從英方接管的財政儲備是4575億港幣，當即一分不少地全部依法移交給了特區政府。正因為有了這個家底，在1998年抗擊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特區政府才有力量重拳出擊，擊退國際金融大鱷對香港的沖擊。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香港的未來有什么期許？
陳佐洱：對香港的未來我是非常樂觀的，甚至可以說信心堅定。記得在香港回歸前夕，江主席的題詞是“香港明天更好”，我相信這個預言。再過十年，我可能早就離開國務院港澳辦這個工作崗位，我還會堅信香港明天會更好。
中央領導人時時刻刻都把香港放在心上。盡管日理萬機，但只要香港有什么事情，中央領導就會非常關心并很快做出決策，對這一點我深有體會。我在國務院港澳辦工作了20多年，在三任總理的領導下從事關于香港、澳門的具體工作，我覺得中央領導人、國家領導人是一以貫之、始終如一地操心著香港的繁榮穩定。中央政府別無所求，別無它求，就是希望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本身是一個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基礎設施很發達，國際聯系很廣泛，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法制也比較健全。所以，香港有很好的營商環境。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經濟的發展，并給予全力的支持，特別是前幾年在香港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CEPA、自由行、開放香港銀行的人民幣業務等等。香港人說這些措施是“送大禮”。
實際上，在兩地的互利合作當中，對內地的發展也獲益匪淺。香港除了給予內地的改革開放提供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借鑒和支援以外，在幫助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獨特的作用，這個作用隨著國家快速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經常說，俄羅斯很羨慕中國，因為俄羅斯的發展其實很需要一個像香港這樣自由開放程度高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而新加坡很羨慕香港，因為香港有祖國廣闊的腹地，給香港帶來巨大的機遇和取之不盡的發展動力。這就是香港和祖國內地的關系，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關系。正因為如此，香港必然在舊的優勢發揚光大的同時，還有了新的發展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