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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隋唐音樂對日本音樂的影響 　　 　　我國和日本在兩千多年以前就開始展開音樂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國的隋唐時期，尤其是日本的圣德太子（574--622）攝政時期開始，中日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日益頻繁，日本曾先后派遣十九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到我國來，其中每個使團都設有音樂長、音樂生，他們在我國學習我國的音樂，并且又把我國的音樂帶回到日本，從而使我國音樂在日本國土上得以廣泛的流傳，并對日本的音樂產生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分為音樂的內容形式和音樂理論思想兩部分。 　　隋唐時期我國傳入日本的音樂內容，主要有唐樂、伎樂、散樂三種。唐樂是唐代宴會時使用的音樂，即我們所說的燕樂或俗樂，它們流傳到日本以后，被改造為日本的雅樂。唐燕樂曲調傳到日本的共計百首以上，日本至今還保存有《秦王破陣樂》等二十幾首唐代燕樂的古樂譜，有些曲目現在仍在日本的舞臺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謠，如筑前的黑田節（黑田調）據說就是唐樂《越天樂》的曲調配上日語歌詞而形成的一種民謠。 　　伎樂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樂舞蹈劇，即我國的樂舞，由于隋初設置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七部樂而得名，傳入日本后或稱伎樂舞。相傳在隋煬帝大業八年（612 年），在吳國學習樂舞的百濟人味糜之歸化了日本以后，開始在日本傳授伎樂，由于當時的圣德太子十分喜愛伎樂，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從味糜之學習，并且在雅樂寮職員令里設了伎樂師、伎樂生，最后更把這種舞蹈定為佛教祭儀，隨后伎樂在日本逐漸盛行起來，并對日本能樂形成了很大影響,流傳到日本的伎樂曲目有：《獅子舞》、《吳公》、《金剛》、《迦樓羅》、《婆羅門》、《昆侖》、《力士》、《大孤》、《醉胡》、《武德樂》，稱為十伎樂。 　　散樂即我國的百戲和雜戲，它是由周代的民間樂舞發展而成的曲藝、雜耍和音樂結合成的一種節目，唐代年間與唐樂一起傳入日本。日本對散樂非常重視，朝廷指定散樂戶，以演奏散樂為世業，受國家的保護和獎勵。散樂與伎樂隨著雅樂的興盛開始從宮廷流入民間，后來與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結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樂劇，即能樂。 　　除了上述的三種音樂，隋唐的許多民間歌曲也隨著日本留學生的歸國傳入日本并對日本的民間音調產生很大影響，大約八世紀，日本流行一種俗稱"催馬樂"（saybala ）的歌謠俗曲，據日本學者河口慧海考證，saybala 是西藏語"saybar"（地方戀歌）的音譯，日語saybala 的內容并不限于愛情，歌詞中有時摻雜著藏語，從這些樂曲中可以窺見我國隋唐時期西域音樂的蹤跡。 　　在隋唐兩代傳入日本的樂器及曲譜同樣對日本形成很大的影響，其中最有影響的應該算箏和琴。十三弦的箏是在唐代傳入日本的，一并流傳過去的還有民間的許多箏獨奏曲，多數傳向日本的九州。據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記載，一位叫石川色子的女官，在彥山跟唐人學得箏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將這些箏曲傳給了當時的宇多天皇。箏及箏曲傳入日本后，發展成了日本人民群眾十分喜愛的一種民族音樂形式，不少現代的日本民族音樂作品都是為箏而作。 　　我國七弦琴在隋唐時代傳入日本，在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里至今珍藏著唐代傳入的七弦古琴，同時，在日本很早就流傳了我國的著名琴曲《易水》、《幽蘭》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編的《碣石調幽蘭》在唐代傳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賀茂的神光院里，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譜（在我國已失傳）。琴和琴譜流傳到日本以后，同樣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風格的琴樂。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騰原貞敏留學到我國后，在揚州跟隨當地琵琶名師廉十郎進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愛，后廉十郎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他，另外相贈琵琶譜本數十卷，公元八三九年，騰原貞敏回國時帶回這些曲譜及臨別受廉十郎相贈的琵琶兩面（玄象、青山），據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樂史》記載，騰原貞敏從唐帶回的琵琶樂譜包括《流泉》、《啄木》、《楊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盛唐時期十分重要的一樣樂器--尺八，也于隋唐年間傳入日本，據記載，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時代，邀請到日本去傳授中國音樂文化的唐樂師中，就包括了專門的尺八師，他們為日本的宮廷培養了兩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漸發展并傳入民間，成為具有日本獨特風格的代表性民族樂器。（中國除了福建閩南的"南音"中還使用尺八外，其他地區已經失傳）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歸國時，從我國帶回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樂書要錄》是我國一部重要的音樂理論著作，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來才漸漸殘缺，現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來我國留學的名叫永忠的僧侶在我國學習經論以及音律，歸國時帶回律呂旋宮圖、日月圖各兩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隨著這些音樂理論著作的大量傳入，我國的音樂理論和音樂思想也傳入了日本。 　　我國的儒家禮樂思想傳入日本以后，為日本朝廷所接受。公元七五七年，日本孝謙天皇的詔敕中出現了移風易俗的禮樂思想："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從孝謙天皇的詔敕中可以看出，日本對音樂價值的認識和儒家的禮樂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禮樂思想指導下，日本對音樂的追求也同樣是所謂的"雅正"之樂，排斥所謂的"淫樂"。 　　我國古代音樂觀的陰陽五行說傳入日本后，對日本的古代音樂觀形成了很大影響。日本的音樂家們也開始認為宇宙是由土、金、水、木、火五個要素組成，與此對應的音樂調式也因此產生一越調、平調、盤涉調、雙調和黃鐘調，即我國的五聲調式。另外，除了五聲調式，和我國一樣，日本也分別把五行和時節（土用、秋、冬、春、夏）、音階（五聲音階）、方位（中央、西、北、東、南）、顏色（黃、白、黑、青、赤）及國家的組成要素（君、臣、物、民、事）相互對應，并受我國的音樂思想影響產生"平調亡國論"的論調，在《教訓抄》（日文）卷六的《平調》項中有此注解："平調金商也，西方音也，亡國音也。"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音樂自隋唐以來就對日本音樂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事實上在更早的時間，我國的音樂和樂器已經流傳到過日本（如1966年，日本出土了我國春秋時期的陶塤），這種音樂上開放的交流到明朝由于日本對我國的侵擾而受到影響，而到了清末之后，更由于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而被終止，一直到甲午戰爭以后，我國學生東渡日本接受西方的思想教育和日本明治政府的政治文化，才開始重新和日本進行某種意義的音樂交流，只是這種音樂交流，已經是單方面往我國帶回日本的學校歌曲和從日本學習到的西洋音樂和理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