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先生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1927年到上海后，親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音樂學院——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以前，音樂這個專業不被重視，在高等學校里不過是附庸，有的與美術合在一起稱為圖音系，有的與體育合在一起稱為音體系，有的更是大雜燴稱為圖工操唱。后來經過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音體科終于兩科分立，音樂科得到應有的重視。為了向全國普及，蕭先生向各省教育廳發函，讓各省選送若干學生來音專學習，畢業后再回到原地。這樣一來，這座高等音樂學府里，也有了來自邊遠省份的“土包子”了。
1936年，日本樂隊指揮近衛秀呂到上海指揮一個外國營弦樂隊，為了表示“親善”，他提出回國后要送給音專一架鋼琴。過了一些時候，日本領事館寫的一封信中說，近衛秀呂的鋼琴已經運到，請音專派人去辦交接手續，蕭先生的答復卻是拒絕接受。抗戰期間，汪精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組織南京偽政權，也曾企圖拉蕭先生下水。但是他始終在上海這個孤島上維護著那個風雨飄搖的音專，一直到1940年病逝，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記得上海有一家自來水筆公司曾經邀請各界名流用它的產品題字，并把這些字跡匯印成冊，證明它的金筆特別適用于寫中國字。其中有一頁是蕭先生寫的，內容是于謙的《石灰吟》：“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作為一具辛勤創業的愛國音樂教育家，他的作為不是正體現了于謙這首詩的精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