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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擊中國導演拒絕墨爾本：電影節組委會"不高興"

　　一個是 帶有強烈“疆獨”意識的電影，一個是在西方知名度不大的墨爾本電影節，二者一旦發生聯系，引起的是中澳民眾乃至整個世界的強烈反應。

　　一些西方組織和媒體，常常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對許多事實選擇性失明，這些已經偏離的鏡頭帶來的后果，是對普通觀眾不負責任的誤導。事實上，在西方的各大電影節和電影院線里，中國電影和華人身影并不罕見，其中政治性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內容尤為得到青睞——這緣于西方人對異域文化的好奇感，對神秘宗教的原始崇拜，以及無法抹凈的意識形態偏見。

　　　　電影節難摘有色眼鏡

　　政治因素是電影節組織方在選片的過程中繞不開的敏感話題。歐洲三大電影節——戛納、威尼斯和柏林——的入圍名單中常會出現某些華語電影或涉及中國現狀的電影。它們雖然能在歐洲面世，卻無法在中國正常公映。西方電影節對此類題材電影的偏愛，并不是他們標榜的藝術追求那么簡單，而是使用了與對待本國電影完全不同的標準。在宣揚本土民族融合、文化包容的同時，有些電影節卻在假借藝術的外衣，為政治立場做仆人。

　　從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在戛納電影節所享受的“待遇”，即可見窺見西方電影節的“政治”態度。1990年張藝謀的《菊豆》在戛納放映后廣獲好評，據當時在場中國記者說，張在記者招待會上只要說幾句“政治正確”的話，就肯定能拿獎，但張拒絕了。1998年他的《一個都不能少》再次因沒有申明政治立場而落選戛納。將近20年后，一部涉及政治敏感題材的《頤和園》盡管未能按時報名，卻依然破例入圍戛納——事實證明，時間在向前，而歐洲電影節的政治品位卻始終如一。

　　墨爾本電影節的影響力遠不如歐洲三大電影節，它的地域局限性和規模限制了入圍片的質量。組織方執意選入描寫熱比婭的電影，甚至不惜放棄賈樟柯等著名中國導演更具藝術性的作品，其目的早已不是電影本身——在特別的時期，此類影片帶有的政治敏感能挑起媒體的關注度，而一些政客和團體的推波助瀾則讓電影節成為世界性話題……組織者為了旁門左道，反而擠掉了那些真正具有含金量的電影作品，這無疑違背了電影節的初衷。

　　　　西方電影喜歡包裝“藏獨”

　　西方國家經常在藝術與政治上含糊其辭，許多標明描寫人文、歷史的影片，其背后也有創作者早已預設的政治傾向。這些年來，西方電影掀起的一股“達賴熱”就是例證之一。

　　前不久，又一部反映達賴生平及思想的西方影片上映。這部名為《達賴喇嘛復興之路》的片子把達賴塑造成一位無所不知的智者。此外，《小活佛》、《達賴的一生》等西方拍攝的影片都無法擺脫其片面的政治預設。美國投資，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拍攝的《西藏七年》，則是站在一種偏頗的角度來看待西藏地區的文化發展，依照達賴的一面之辭來向西方觀眾歪曲當年的西藏和平解放，顛覆了農奴翻身做主人的基本事實。

　　總之，西方的“達賴電影”大多把達賴塑造得“高、大、全”，而把偏見性的鏡頭對準了中國。

　　而其他一些西方電影里對中國形象的誤讀和歪曲也不罕見。好萊塢演員理查·基爾主演的《紅色角落》，整片都在批評中國的司法體系，明顯地影射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杜撰出西方人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負面臆想。這種重復千遍的偏見，也是來源于西方媒體對東方一貫的片面報道。

　　　　西方明星屢碰政治底線

　　不單單是電影作品如此，西方的電影明星們，也常常對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領域，發表些自以為是的評論。好萊塢影星莎朗·斯通在去年戛納電影節的派對上，針對“西藏問題”和四川地震的惡語，激起了中國普通民眾的憤怒，最終受辱的還是自己。

　　洛杉磯影評人士海梅·希門尼斯曾經談到西方電影界“干預別國內政”的現象，他指出，一方面美國一些媒體及政客不可能客觀評價中國，同時好萊塢藝人本身也缺乏了解中國的渠道，這就很難避免他們在處理跟中國有關的問題時出現盲人摸象的情況。

　　其實，好萊塢參與美國的政治運作早已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大景觀。而國際反華勢力也借此把這些影星們當作打人的磚頭。

　　理查·基爾就常在公開場就“西藏問題”發表一些聳人聽聞但又頗為可笑的論調。這個好萊塢演員同時是“西藏問題國際運動”的主席，總是“卑恭地”自稱是“達賴的學生”，頻頻借所謂人權、西藏等話題向中國發難，充當反華勢力的馬前卒。

　　事實上，對于國家穩定和民族團結，每個中國人都抱有賈樟柯導演所說的“樸素情感”。如果西方導演能夠把陳舊和扭曲的有色眼鏡丟進大洋里，開放的中國當然歡迎他們帶著記錄真實的攝像機來到中國。但是，如果要靠政治歪曲和杜撰奇觀來吸引票房，在如今網絡信息發達的時代只能是短命。特約撰稿董銘發自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