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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陸川一個人的思想混亂并不可怕，這個世界上本來各色人等、各不相同，問題在于，這樣一部影片，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們愿意為它埋單？

　　電影是危險的

　　文/崔衛平

　　雷頤先生著文《喪失底線的陸川》，批評陸川竟然能夠這樣說話，陸川說：“日本是覺得殺掉30萬人之后沒必要再殺，所以才讓20萬人活下來。中國人付出那么大代價，活點兒人下來都歸功于一德國人，太可笑。”其中“一德國人”指的是“拉貝先生”。這番話針對的是同期上映的另一部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影片《拉貝日記》。作為歷史學者的雷頤為此感到十分訝異：“為了票房，他已不顧基本史實，把那20萬中國人之所以活下來說成是日本人覺得沒必要再殺！”

　　如此荒腔走板的話，陸川說得比這還要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訪談時，陸川提到“漢奸電影”的批評，認為這些議論“恐怕大多來自一個統一的源頭”，而他正在面臨的是“‘娛樂營銷’引發的另一場戰爭”。且不論這樣的話是否符合一個創作者的身份，他居然將眼前的這場“娛樂戰爭”，直接與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相提并論，認為兩者出于同樣的邏輯，有著同樣的肌理：

　　“戰爭的核心就是利益，我們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對我們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實日本對華戰爭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為大陸國家而不想做一個島國，它貪圖你的土地、礦藏，廣袤的財富⋯⋯戰爭發動一定會有一整套意識形態工作的跟進。比如首先是宣傳，輿論綁架，營銷他的戰爭思想，要控制渠道。”

　　根據陸川的意思，迄今我們對于當年侵略軍的看法需要修正，他們不過是貪圖利益罷了，并且因為這個動機，他們的行為在今天就應該被重新評估，得到更多的理解。在他看來，目前他的影片所面臨的競爭對手之惡，與當年的侵略軍有一比拼。不知道陸川是否意識到自己在說什么。為了眼前的票房之爭，他一再陷入了為侵略軍脫罪的泥沼。

　　雷頤先生在批駁上述那段話時質疑道：陸川認為將“活點兒人下來”歸功于德國人顯得“太可笑”，但是將這歸功于日本人“沒必要再殺”，就不可笑？

　　既是立場的混亂也是邏輯的混亂，在影片中也同樣比比皆是。在大屠殺的背景之上，凸現一個日本士兵的良心發現，這到底是為了什么？影片分裂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部分：一邊是遭受燒殺奸淫，哭叫連天；另一邊是這個日本士兵純潔的面容、錯愕的表情，眼前發生的一切與他格格不入。那么，誰需要為這場巨大的慘劇負責？

　　說到底，陸川一個人的思想混亂并不可怕，這個世界上本來各色人等、各不相同，問題在于，這樣一部影片，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們愿意為它埋單？據悉，這部片子被指定為建國六十周年十大獻禮片之一。既然是獻禮，也是獻給亡靈，或者說首先是獻給他們的。拿這樣立場和邏輯雙重混亂的影片，放在亡靈面前，是想讓他們安息還是不得安寧？在今天思想解放的前方，難道只能是思想混亂？

　　不久前傳來在釣魚臺國賓館為電影《南京！南京》舉行授牌儀式，授予這部影片為“紅軍小學建設工程——全國紅軍小學愛國主義指定影片”，出席者也有多位領導。讀到這樣的消息，讓人擔心這些領導本人是否已經看過了影片，因為片中仍然有許多對于少年兒童來說不相適宜的鏡頭；也不知他們是否聽取了來自觀眾激烈的批評意見。將一部正在熱議中的影片指定為愛國主義教材，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圍繞關于《南京！南京！》的批評，我們還可以重新反思電影局包括審查制度所扮演的角色。電影遠遠不同于個人創作，而是一個有著巨大利益的行為。因為各種原因，制作者有可能無視基本社會價值，引發廣大觀眾的極度不滿。因此，矛盾不僅在從前的創作者與審查制度之間，而且還在電影的利益集團與廣大觀眾(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之間。作為政府，應該多多聽聽來自民間的聲音，并且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充當一個仲裁者。

　　電影這個東西是危險的，首先因為它的商業性質。不被觀眾接受，意味著巨大的投資不能回收。壓力之下，應該考慮的如何滿足觀眾的要求、如何適應觀眾的心理，尊重他們而不是挑戰他們。而如果挑戰的對象是社會大眾對于自身歷史的了解，挑戰他們在背負歷史時表現出來的道德感、正義感，挑戰他們對于我們民族苦難過去的認同認知，這真是一個令人咋舌的主意！而另外有人卻愿意公開為挑戰公眾道德的行為埋單與墊背，同樣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說不定什么時候，這樣的影片，對于某些人來說，就是一枚深水炸彈。

　　電影的危險還在于它的透明度，一部影片出現在電影院，就如同一個皇帝走在大街上，他是否光腚，觀眾看得一清二楚。而電影院是個黑暗場所，銀幕在明處，觀眾在暗處，他們對于一部電影的竊竊私語、評頭論足，擁有天然優勢。他們依據自己的方式看電影，不受他人引導。 ★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