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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節越熱鬧，就顯得平日里的古典音樂越冷清
★ 本刊記者/楊時旸
北京國際音樂節已經走過十個年頭。作為一個介紹優秀古典音樂的大型活動，它把古典音樂界的國際大腕一次次地帶到國人面前，它的運作越來越成熟，來中國的古典樂團和曲目品質也漸有提高。
但是，也是這10年間，電臺，電視臺和紙媒卻紛紛把本來就小眾的古典音樂，擠向更加邊緣。每年一次熱鬧的音樂節和新年音樂會，改變不了古典音樂已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影子狀況。音樂節越熱鬧，就顯得平日里越冷清。
對于古典音樂在中國的式微，即使這樣一個具有野心和魄力的音樂節也無能為力。
中國式的贊助
1998年，中國人對于音樂節究竟是什么還不清楚，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參考的樣本。余隆在這樣的“荒漠”環境中開始了舉辦音樂節的嘗試。也從那時開始，這個曾經留學德國8年的海歸音樂家開始向音樂活動家的身份靠攏。
余隆從家里拿出一些資金，當年的伙伴曾偉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作為辦公室，第一屆北京國際音樂節這樣啟動了。在半年內，余隆和政府溝通，和贊助商接洽，最后北京音樂臺拿出了部分資金讓這個項目得以起步。根據音樂臺古典音樂節目的創始人陳立的回憶，“當時電臺出的資金應該是40萬，風險還是很大。”那時國內企業沒有贊助這類藝術活動的習慣，雖然鎖定了像美聯航等一流大企業，但談判過程并不輕松。
除了資金匱乏以外，因為初次策劃，整個團隊的能力有限，三分之一的內容是與其他演出商合作的，其中包括事后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卡雷拉斯獨唱音樂會。
第一次有這樣的音樂會呈現在國人面前，自然反響空前，那時候，余隆開始意識到，做音樂節應該是個“準軍事化的管理”，合作的形式操作起來根本不可控。于是，按照第一屆的雛形樣本，余隆把音樂節的一切掌控在自己的團隊手中。
那時中國的音樂節對于西方古典音樂界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在最初階段，余隆自己積累的人脈關系和在歐洲大型音樂節工作的經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國際音樂節，就這樣從設想蹣跚地變成了現實。
曾經有圈內人講過一個故事，數年前有人在廣州想舉辦一場交響音樂會，找到可能的贊助公司談判，對方一口答應，但最后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為自己公司的老板在臺上再辦一場卡拉OK。這樣的故事很能代表一段時間內贊助商們的心態。余隆曾經的合作伙伴曾偉也曾告訴記者，很多贊助商都喜歡冠名的形式。
現在的國際音樂節在贊助方面的環境和當初相比已經提升了很多，政府投入、商業贊助和票房各占到三分之一，但贊助方仍然是制約因素。
在西方，古典音樂一樣不可能單獨靠票房生存，但所有大型音樂節都有長期的資助伙伴，那些贊助公司通常都是有著深厚歷史的大企業，他們不用在現場打出醒目的LOGO，大家都知道是哪些公司常年資助樂團。一些剛成長起來的新興企業如想加入還需要申請，且要通過嚴格的審核。
“中國每年都得招商拉贊助，很多節目甚至沒辦法提前設計。”音樂評論家劉雪楓說，這是國內音樂節一個很大的困境。
除了贊助，國內古典音樂的演出宣傳也讓余隆撓頭。直到現在余隆還在懷念當初他在德國上學時，每個街角都能看到的演出海報欄。在中國，一切演出信息只能來自于報端的零星消息。“中國要求把廣告只能貼在售票處旁邊，售票處都在大樓里面，你不特意去找根本看不見廣告，貼了等于沒貼。”余隆搖著手說，“票房好壞就看運氣，一場演出人們偶然知道了，就能來不少人，有的很好的演出，卻沒人知道。”
是普及，還是高端？
國際音樂節出現之后，很多人認為余隆在做著普及古典音樂的工作。余隆并不承認，“我從來沒想用音樂節做普及，我從開始就定位高端。樂迷需要引導，一味迎合沒有任何作用。”
余隆所說的“高端”，可以從幾屆音樂節的節點看出脈絡。第一屆，卡雷拉斯音樂會經納入了音樂節；2002年，由996人演出《千人交響曲》，在世界上也是首次有接近千人的團隊完成演出；2005年，經典劇目《尼伯隆根的指環》在中國首演，從德國運來的200多噸原裝布景，長達十幾個小時的震撼演出甚至吸引了來自澳大利亞和德國的觀眾。
可所謂高端人群，在音樂評論家劉雪楓看來，是古典音樂在中國“被妖魔化的跡象”。
80年代，古典音樂在中國曾經掀起了一陣不可能再被復制的熱潮，凡與古典音樂沾邊的節目都最受歡迎，古典音樂的書籍動輒銷售幾十萬元。可是誰都沒有想到，古典音樂在中國的退潮速度和漲潮一樣迅猛。現在大多數人覺得，喜歡古典音樂的無非是四種人：吃飽了撐的、有錢了閑的、酸溜溜的知識分子和有點怪癖的市民。在這樣的誤解之上，古典音樂迷在中國的生存空間不像音樂節那樣生機勃勃。
于是中國古典音樂的現狀出現兩極分離：大眾平日里見不到古典音樂的信息；古典樂迷則局限在越來越小的范圍之內。
觀眾分化成為音樂節的一大困惑。樂評人陳立說，他接觸的一些古典樂迷“總顯得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本來欣賞古典音樂是很正常的事，他們非要把它變成一種身份的標榜。”這些并不成熟的樂迷無法形成穩定的音樂節受眾群體，可對古典并不熟悉的大眾，對于音樂節票房又存在太大的偶然性，這使得音樂節的觀眾基礎一直不穩定。
想要調和兩邊的懸殊現狀，單靠每年一次的國際音樂節和新年音樂會很難起到作用。在西方，每次舉辦大型音樂節的時候，各教區的教堂會安排很多演出的機會提供給那些尚未成名的年輕音樂家。“大師進廳堂，年輕人進教堂”的做法使更多的普通人有機會與古典音樂接近。
劉雪楓也想過，“中國有那么多的文化館和社區的會所都空著，如果在音樂節期間能安排一些尚未成名的年輕音樂家在這些場地演出，不但可以給他們機會，也可以讓普通的觀眾對古典音樂親近起來。”事實上，在中國城市社區已經出現了對古典音樂的需求，劉雪楓說，很多高檔小區的會所負責人曾找到他，讓他幫助策劃一些演出，對方愿意提供場地和出場費，并且愿意幫助宣傳。
他認為，這樣并不會降低音樂節的藝術標準，只會是各有各的層次。
北京音樂節居高不下的票價，也是使普通受眾遠離的原因之一。在國外，一場普通音樂會的門票相當于一盒煙的價格，在日本有的演出門票甚至只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平均月工資的二十分之一。樂評人陳立認為，國內目前的票價即使一再降低還是過高。
古典面臨流行命運
隨著國際大牌樂團和劇目的接連上演，國際音樂節在低迷的古典音樂市場終究造成了一定的反響。贊助公司逐年增多，余隆他們也考慮在音樂節中實行低票價策略。在第七屆音樂節上，這個辦法十分成功，200元以下的低價票加上馬友友等國內樂迷熟悉的音樂家受邀，2004年的音樂節票房一路飄紅。
不過，余隆并不認為這代表北京古典音樂市場有了進一步擴大。
今年，是北京國際音樂節10周年，慶典方式是郎朗演奏10個協奏曲作為重磅推出。這樣明顯迎合大眾的方式，已大不同于音樂節一貫標示的高端定位。
余隆本人并不承認選擇郎朗是打在明星牌，他說“如果誰能一下子彈10個協奏曲，不管是李朗還是陳朗，我都歡迎。當然，全明星化是不對的。”
音樂評論家劉雪楓說，“郎朗畢竟走紅全球。郎朗現在在德國一場音樂會的訂票缺口是8比1(注：指訂票人數和出票的比例)，超過所有當代大師，一般的能有2比1就很不錯。所以很有可能西方的樂迷因為他這10個協奏曲也來到北京。”
不論爭論多大，郎朗的演出算是實現了高端票價和大眾參與的高度統一，或許這就是中國乃至世界古典音樂的現實境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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