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在《百家講壇》講《論語》，火了，隨之而來的是非議橫生，但是于丹不管不顧，在別人對她說三道四的時候，她又開始講起了《莊子》。品牌產生效應，于丹想不接著火也難。
評于丹《〈論語〉心得》可以在兩個層面：其一，一次“勵志故事＋國學包裝＋央視強權”法則純熟運用的文化營銷，這一點此前已有批評論及；其二，改變儒學“游魂”的局面，在僵化的儒學領域這潭死水里激起千層波浪的一塊瘋狂的石頭，這種思路是受到了余英時先生關于儒學境況論斷的啟發。
孔子在世的時候，儒學還不被稱之為儒學，那些有權有勢的帝王也沒有對孔子特別待見。儒學被稱之為儒學并且興盛起來，是董仲舒向漢武大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得到采納之后，儒家才成為中國文化的正朔。自此儒家被經典化，后世儒生都成為孔子的門徒，中規中矩地代圣人立言，但都是“我注六經”，誰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及至到了1175年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儒家內部才分裂出“道問學”(“我注六經”，通俗的說法是學問)與“尊德性”(“六經注我”，通俗的說法是思想)的分歧。之后此起彼伏、此消彼長，形成儒家思想的一個循環圈。
從這樣一個儒學的內在“理路”看，其實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于丹”，在宋代時是陸九淵，在明代則是王陽明。縱向比較來看，于丹與以上諸家，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于丹說：“老大媽和孩子都可以有心得”，簡直就是王陽明“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愚夫愚婦與圣人同”的現代翻版。
自清代以降，儒學經過了王國維“三變”的歷程之后，“道問學”式儒學在經歷了高峰之后，開始危機四伏，步入困境，急需有新的元素注入進來。
這種為儒學注入新元素的人物還沒有來得及出現，五四來了，眾人更是把當時的社會積弊積成的原因歸結在儒學身上，讓儒學在文化之外承擔了太多的政治包袱。自此之后，儒學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成為“一個游魂”，氣若游絲，若隱若現。在《現代儒學的困境》一文中，余英時先生曾經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儒學又將以何種方式維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將從此成為‘游魂’，還是要‘借尸還魂’呢？”沿著余先生的思路，結合儒學思想史上的循環圈來看，于丹的出現似乎是一種必然，即使沒有于丹，也會有王丹、劉丹出現。因為這原本就是思想史上的鐵律。
有人說于丹“愚民”，這種論調與五四諸人的思路如出一轍，是給儒學在文化之外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老百姓被愚弄的已經夠久，但是不是儒學之錯，懂點《論語》，比不懂好；有人說于丹沒思想，但我覺得人類歷史發展了這么久，在人文領域內，思想已經被說完了，這跟金克木先生說“書讀完了”是一個道理，所謂的思想新發展，無非是創造幾個新術語、新名詞，說得難聽一點，那叫裝什么來著？
“陽光底下難道還有什么新鮮事？”更有人發起了所謂的“十博士”，更讓我反感。還是說句不新鮮的話吧：我也不欣賞于丹那么講《論語》，可是我覺得她有那么講的自由。(陳遠(北京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