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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觀眾熟悉的“陳小二”形象截然不同的是，生活中的陳佩斯嚴肅、有經濟頭腦、充滿社會使命感：他不再上電視演小品，把工作重心轉向了能控制的話劇；他的話劇以小人物為主，因為這些小人物“推動了社會發展，卻恰恰是改革開放的受害者”；他預見到了2008年這波金融危機，從而使自己公司的損失達到最小。

　　當然，他還是能一語把你逗樂。比如，他不點名地點評章子怡“沙灘門”事件：“這年頭穿個三點出來游個泳，媒體大驚小怪成這樣。換你在火車上看到山里光屁股小孩，說不定還覺得人家可愛呢……”

　　大年初四至初六，他將來到上海大劇院，帶來話劇《陽臺》。

　　單做話劇 只因電影市場是虛高

　　陳佩斯是一個民營老板。他有一家公司，公司成立于1991年，制作有《父子老爺車》、《好漢三條半》等電影；2000年后改了名，主要出品了《陽臺》、《托兒》、《親戚朋友好算賬》等話劇。

　　這些年，他狠心離開大銀幕，放棄了一度嘗試的藝人經紀，一心創作話劇劇本，因為前二者讓他感到“水太深了，玩不起了”，而后者則是“水也挺深，但我還能適應”。

　　演小品之前，陳佩斯就在拍電影，《瞧這一家子》、《二子開店》、《少爺的磨難》就像如今的賀歲片一般火。1991年，他開公司轉做獨立制片人，算是民營電影公司中最早一批，但經過幾年的折騰，他最后黯然離場——他投入自己賺的錢、抵押房子貸款、找朋友借錢，四處磕頭公關，忙得焦頭爛額，票房卻依然不好，直至陷入困境，把錢賠了精光。

　　這一段被他形容為“曾經是百舸爭流的一個場面，但是很快就都倒下去了”的經歷，讓他堅信現在的電影市場是虛假繁榮：“我做電影那時候，屬于非婚生子女、沒戶口的條件下做，那時候是懷著市場會越來越好的希望去做的，但到了現在，我覺得電影市場已經徹底做沒了。這幾年一直在夸票房高，可這些數字都真實嗎？誰都不提成本、不提利潤。現在電影票價越來越高，普通人都進不了電影院，可票房總數還不是一年比一年高？賀歲檔熱鬧，不見得整個市場的形勢好——一種商品，只有一種品牌、一個時期火了，能說這件商品火了嗎？”

　　那么，陳佩斯怎么看以華誼為首的這些民營電影公司？他說：“先投入，再求回報，我是按照這樣正常的程序做的。華誼我不知道，當然別人有別人的做法，大家條件都不一樣，互相也不往來。貓有貓道，鼠有鼠道，有的人錢多可以大手筆，有的人不靠電影賺錢，這都是不同的算賬方法。”

　　主動“冬眠” 只因預測到金融危機

　　離開了電影圈，陳佩斯和他的公司投入了話劇事業。話劇本小利薄，他“倚老賣老”擺出不送票的姿態，跑遍全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攻克。

　　2007年末，讀了《貨幣戰爭》、聽了公司會計以及經濟學家們的分析，陳佩斯做了一個當時尚無多少人能看明白的決定——2008年春節過后，所有的巡演暫停，公司歇下來主攻劇作創作。結果，2008年，金融危機來了。

　　預測到金融危機，他是有點小得意的，“公司小，一共就6個人：2個會計，2個制作人，1個文秘，1個司機。2008年初的十幾場演出把一年的費用賺出來了，之后我們主動回避了市場行為，該冬眠時冬眠，等世道好轉一點再出來。這么多年了，經濟危機對我來說根本不算什么。經濟危機是正常的，潮起總有潮落嘛，對我們民營企業來說，最大的危機是政策危機，政府管得太多，這才是最大的危機。”

　　這次大年初四至初六在上海大劇院演出《陽臺》，檔期是一年前就敲定的。陳佩斯演的是一個討薪的農民工，他把最新的“金融危機”也帶到了劇中，“劇本是7年前創作的，反映的是房地產黑幕——利潤都被腐敗巧取走了。這些社會現象那時媒體都有報道，這其實就是經濟危機的先兆——真正造出大樓的人恰恰成了改革開放的受害者。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我也曾上山下鄉，我了解農民、農村，看不得他們受苦受害。”

　　然而，恰恰是話劇的高票價將他關心的農民工擋在了劇場外。“當然這也是一個矛盾。但為什么演民工就一定得讓民工看？話劇和他們無關，只是表述我對社會的看法。他們看不到我也沒關系，長江后浪推前浪，總會有他們喜歡的人出現在電視上。這是小事，大事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做到了。”

　　不上電視只 因創意不能被體現

　　因電視而成名的陳佩斯如今離電視越來越遠了，去年和朱時茂去了北京春晚，也只是出于“還一個愿，畢竟人家在我最危難的時候幫過我”。他說，排小品要占用太多時間，又有著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因此是不愿意再上電視了。

　　北京春晚的《陳小二乘以2》運用了多媒體技術，這是陳佩斯多年來想做卻無法在央視春晚實現的構思。1998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向春晚導演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和電影蒙太奇手法，導演沒同意，為此兩人決定不參加1999年央視春晚，“我想了10多年，但是最后出來的效果，我不是很滿意。瓶頸在于文化上，盡管技術上是成熟了，但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根本沒法把我的創意表現出來，這正是我不愿意再上電視的原因之一，你想的和他們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有很多想法別人實現不了，于是決定由自己去實現；他有很多看法和眾人不同，他也不強求別人向他靠攏。對于今年流行起來的山寨、囧等詞匯，他如此評價：“流行流行，‘流’和‘行’都是動態，不就意味著有生命力限制嘛……”

　　從“山寨”說到“山寨春晚”，再到陳佩斯怎么也繞不過去的央視春晚，“山寨春晚挑戰央視春晚？挑戰就挑戰，關鍵是誰怕挑戰，不能有了你一家，其他人都沒了。其實，當年電視春晚的出現對于舞臺春晚來說也是挑戰，電視也流行過，也是動態的；我也是動態的，所以不能因為我上過春晚又離開春晚，就一直把我綁這上頭了……”

　　絕不點名 只因常常“禍從口出”

　　一直以來，陳佩斯以心直口快出名，他敢說，也敢做，甚至敢于因版權問題和央視打官司。不過，現在他有了些微的變化——點評人事物時不再點名。

　　問他喜歡什么類型的作品，他答“有智慧的”；具體問到“什么作品”時，他僅以“挺多的”作答。他說是因為嚇怕了，“稍有虛指的，媒體就會往具體的人、事上靠。”

　　陳佩斯指的是最近一次網聊的對話。當講到中國現代的喜劇時，他說道“我們民族的欣賞水平都回到先秦的侏儒俳優了，那么多節目都是以戲弄殘疾人而讓觀眾獲得優越感和快樂”，這一句話，后來被有些媒體理解成是影射趙本山。對此，他表示無奈，“這哪兒是哪兒呀，他們真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就最近吧，有人穿個三點出來游個泳，都被說成那樣，換你在火車上看到山里光屁股小孩，說不定還覺得人家可愛，贊一聲‘真美’呢。”記者 朱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