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常升起》是姜文繼《鬼子來了》后，用5年拿出的作品。電影的名字是從《舊約》里來的：“一代人來，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太陽照常升起。”姜文說，他覺得很像這個電影的氣味。時間流逝，生命交錯糾結，但不過如他在孩子出生時所感受到的：在漫長的生命里，每個人都只是一瞬間。姜文說，這是一部“帶勁兒”的電影。本月底，姜文將帶著這部“帶勁兒”的電影前往威尼斯角逐金獅獎。近日，姜文接受記者專訪，他說自己追求電影比追女人有耐心多了。
我只是電影的翻譯官
問：從《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到《太陽照常升起》，作為導演，你一共只拍了三部電影，平均七八年才拍一次，這是為什么？
姜文(以下簡稱姜)：我一直都覺得我還不是個專業導演。我七八年才拍一次，很多事務性的事就忘了，所以不拍電影的時候，我很少到現場去。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個傻子，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干嗎。但是我愿意保持非專業的狀態，因為它鮮活。我這三個故事都是我先看見的這個電影，我腦子里，就是閉上眼睛在腦子里看得清清楚楚的這電影，看了若干遍。然后我拍的時候就在追尋這種流動感，在不斷圍追堵截。
問：像追一個女人一樣嗎？
姜：我追女人的時候沒這么有耐心，這確實比一個女人要豐富。那個色彩一直在那兒，像一團光似的，一會兒你在它旁邊，一會兒它跑你上面，當你追到它的時候，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你創作的，是它原本就存在。我三次把片子做完了，變成拷貝在那兒看，立刻覺得它根本跟我沒關系。而且它自己那么有脾氣呀，所以我只能小心地去呵護它，去奉承它。所以，我覺得電影跟創作之間的這個魅力，我一直欲罷不能，不知道它是個什么情況，不知道它要給我往哪兒帶。
問：但在我們外界觀眾看來，得到的感覺是相反的。看《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你要紅色的飛機，就把那整個飛機都給涂了。《太陽照常升起》里，你覺得村子不應該在它原來的地方，就把整個村子都搬了。你是一個控制力很強的導演，甚至霸道？
姜：在外界看來，我是改天換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種東西掌控。我追尋的東西告訴我這地就是紅的，然后我看這地是黃色的，就覺得不對。不是我想把它改紅，而是我看這電影里面，它就是紅的，煙塵是紅的。而且我能感覺那些紅的煙塵落在綠的葉子上。我就是一翻譯官。我記得我看見那個東西是什么樣的，我相信那個東西是存在的，我就是在翻譯，然后大伙把它做出來，把一個原本有的電影翻譯出來。
兒子出鏡，大腕的待遇
問：《天鵝絨》(《太陽照常升起》原著)有一種拉美文學的魔幻氛圍，但是作者葉彌究竟是女作家，比較纖細。但你拍出來的影像真的比她強烈太多了。
姜：我覺得是不同的荷爾蒙造成了這種情況。《天鵝絨》里有一段描寫，女人偷情了，男人想質問她，女人很平靜地說，等我煮完粥再說。煮完粥，女人給他盛好，端上，然后一點不虛心地跪在地上。我很受這段描寫的觸動。其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它來了就是來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你怎么面對、怎么解決。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質，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這兩個看上去社會地位那么不同的人，就一瞬間在一起了，這是多么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兒。
問： 《太陽照常升起》的結尾鏡頭，你用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據說拍攝那天很冷，小孩子躺在那里哇哇大哭。你不心疼么？
姜：我們做了處理的，冷是不會冷。一個不到兩個月的孩子，到哪兒去找？用人家的孩子，人家也心疼，這并不是一個令人舒服的事兒。現在想起來，有件事還挺后怕的，因為怕他冷就墊了一堆豆子，用豆子隔溫，可萬一吸進去是很危險的。
問：我覺得你還是挺狠的，作為一個父親一般狠不下這樣的心。
姜：不，我盡力了，我們拿一天時間在那兒做了練習，他在那兒只用5秒鐘就夠了，他是個大腕兒的待遇。
我要拍“來勁”的電影
問：是什么驅使你從演員成為導演？
姜：拍《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我只是覺得電影怎么都拍得這么沒勁呢，能不能拍得來勁點。拍《陽光燦爛的日子》之前，我能看見的片子都不太令我滿足，不一定是我演的。就我能看見的片子，我覺得還能不能好點。我演的電影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我也不怎么看，然后我就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顧長衛就說咱們弄個片子，弄個來勁的唄。電影里沒有腕兒，發行的時候我們自己發行，人說你這個怎么發啊，故事看不懂，我說有什么不懂的啊，不習慣和看不懂是兩回事，結果讓年輕人一看，都特喜歡，我就有信心了。
我要做一件事的時候，前面總是有讓我不滿足的地方，我想我們同屆的畢業生99%是這么一個想法 ———我們改變一下吧，來吧，我來一個吧。年輕人準備開始做事時是有這樣的一種野心和雄心壯志，我把《陽光燦爛的日子》寫完的時候還不到29歲，拍的時候也就30歲，是得有那么股勁。
問：即使是《紅高粱》和《芙蓉鎮》都不能讓你覺得來勁么？
姜：這兩個片子給我很深的觸動，兩個片子的攝制組都是很單純和熱情的，從導演那里就能感覺到一種很積極的帶動性。張藝謀當時已經過了36歲的本命年了，大概三十七八歲吧，我覺得這是他厚積薄發的作品。謝晉當時也正如日中天。謝晉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導演，從他開始做導演就覆蓋中國大面積的觀眾，40年。我跟張藝謀也討論過他，說他是很難超越的。兩個片子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也還是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對我來說，原本我就根本不知道電影是怎么拍出來的，這兩個片子，我也參與了改劇本，參與了角色設計。我當時覺得電影界怎么那么沒文化———演員改劇本，你要是演話劇這就是正常的，而且是被推崇的，而且自己設計造型，我要穿什么服裝，不穿什么服裝，我怎么化我的妝，頭發長短，怎么設計，這是一個話劇演員必須做的一件事。而到拍電影的時候，他們問，你為什么老管這個事，我說我不管誰管啊，然后就沒法遏制地不斷改這改那。
問：你對自己的片子很有自信，可是我已經聽到一些人說，看不明白了。
姜：《陽光燦爛的日子》很多人也說不明白，不明白其實是不習慣，不習慣不一定不能帶來欣喜。我想說，觀眾喜歡看好的電影，喜歡看來勁的電影，所以《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來勁的，《太陽照常升起》是來勁的，這就夠了。不論怎么樣，不會影響我的前進方向。《三聯生活周刊》供稿
一個男人談姜文
黃秋生：他很爺們
“我因‘摸’了一下女人的屁股而被300人追殺。”黃秋生這樣介紹自己在《太陽照常升起》的角色。近日，有記者在酒吧中與黃秋生聊天，神侃了許多后，他吐出前面的話。
黃秋生不管何時何地，心情好壞，都會實實在在發表自己的看法，多批評甚至是謾罵而缺少表揚。但對于與姜文他卻非常尊敬，兩人的友誼，被他形容為“君子之交”。“我們是性相近，習相遠。他是中戲的高材生，我二十年前(1985年)第一次去北京時就看過他在學校做小品的錄像。我總覺得同時當導演和演員是要過程的，搞不好兩邊都做不好。但姜文是個例外。”
在香港影界，黃秋生憑個性與演技被形容為“東邪”一樣的人物，當記者用這個說法引誘黃秋生評價姜文時，黃秋生樂呵呵地露出一副招牌式的壞樣。“他呀！是真正的藝術家，我是在心里說的，我真的很敬重他。他是不喜歡的東西堅決不做。以后你看了《太陽》就知道了，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構建了一個世界：花老板那么多錢；用七年功；拍出一個夢幻般的片子；我認為他很爺們！如果真得拿金庸小說來套，我認為他像《射雕》里的成吉思汗！”本報記者 潘媛
三個女人談姜文
陳沖、周韻和孔維是姜文新片《太陽照常升起》的三位女主角，周韻更是他小兒子的媽媽，三個女人分別談到了自己對姜文這個導演的印象。
陳沖：我欣賞他的真誠
問：你曾經說姜文是你“從未見過的最會說戲的導演”，為什么？你覺得他有什么特別的方式帶你入戲？
答：姜文這個人很敏感，也很復雜，他能了解到別人身上的多重性。別人可能覺得我不應該演這樣的角色，但他能從跟你的接觸中捕捉到你的多重性。
問：在你跟姜文的合作中，有爭吵嗎？
答：有討論，但沒有爭吵。可能以后再合作會爭吵，但這次沒有。(笑)
問：你覺得姜文的導演風格是怎樣的？
答：我不能定義他的風格。我就是希望他不要變得老，不要變腐朽，不要被逆境所困。
問： 作為朋友，姜文給你什么印象？
答： 我非常非常欣賞他，欣賞他的真誠，欣賞他與眾不同的視角，我經常跟他說，不要同流合污。他是很真誠的人，雖然有時候會嬉皮笑臉，但他做人很認真，他在思考，他想進步。
周韻：他是個聰明的導演
問：你覺得姜文是什么樣的導演？
答：姜文是一個很聰明的導演，他從一開始選你就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氣質。他在現場會讓你很放松，不會跟你講一些很云里霧里的東西。他是一個事無巨細都處理得很好的導演。
問：你如何總結姜文的導演風格？
答：姜文好像目前還沒有一種既定的風格，從他《陽光燦爛的日子》到《鬼子來了》到《太陽照常升起》，這是三部完全不同的電影，他在他的不同時期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他的“風格”可能需要他多拍幾部電影，有更多的積累以后才能凸現出來。
孔維：沒發現他是“暴君”
問：這是你跟姜文的首次合作，緊張嗎？
答：從我第一次踏入劇組，我就非常緊張。我還是那句話：感謝姜文對我的信任。拍戲的時候他說話都非常和顏悅色，告訴你他這場戲需要什么樣的感覺。
問：姜文本身也是一個好演員，他作為導演，對你的演出有沒有一些具體要求？
答：可能也因為他是演員出身，所以給了我很大的表演空間，沒有條條框框的要求。
問：他給你的印象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答：幽默，智慧，而且很有個性。同時我也覺得他是個孩子般的男人，喜歡熱鬧、喜歡人多。
問：有傳言說姜文是片場的暴君，在這次的拍攝中有沒有這樣的體會？或者說這根本是個誤解？
答：還真沒有。但我覺得對于任何一個導演來說，他要控制局面，得有這個能力。但是對于我來說，(“暴君”現象)我還真的沒有發現。據《電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