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東亞四強賽上周在重慶結束,男足賽前喊出的“三戰全勝奪冠”口號在第三場時終于變成了“為中澳之戰練兵”。而在奪冠目標重壓之下的直接結果是——中國隊成為了最黃最暴力的一支球隊。中國隊的三場比賽中共有三任場上隊長,他們全都未能避免裁判的處罰。在與韓國和日本隊的兩場比賽中,場上隊長是李瑋峰,結果他在兩場比賽中都吃了黃牌。在與朝鮮隊的比賽中,杜震宇頂替停賽的李瑋峰擔任隊長,結果只打了55分鐘比賽,就因領到兩張黃牌被紅牌罰下。而從杜震宇手中接過隊長袖標僅10分鐘,門將宗壘也吃了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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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四國賽是否成功衛冕并不重要,不管是第三名還是倒數第二都不會讓球迷們計較,但真正讓人著急的是,我們的國家隊依舊混亂不堪、依舊在臨陣磨槍地練習72變、依舊不知道到底誰是真正的指揮者,在世界杯預選賽與小組最強對手澳大利亞的比賽還有1個月的時候……
一句“很黃,很暴力”成為07-08之交最強勁的流行語,但偏偏這個“很黃很暴力”的故事頻頻在重慶的東亞四強賽中上演,中國男足成為故事的主角,三戰2紅17黃,飛腳踹傷對手一人,國足十分不體面地成為了東亞四強中最黃最暴力的團隊。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國足變得如此暴走,是技不如人還是壓力太大?
其實東亞四強賽之前國足壓力并不大,在最要緊的世界杯外圍賽首戰國足客場平亞洲冠軍伊拉克。這個戰績算是差強人意,但不至于讓國足太過著急,畢竟20強賽才開始。
但問題來了,如果本來是把四強賽的目標定為:熱身,備戰澳大利亞的比賽,那么,國足就不會有太大壓力。但當國足抵達重慶之后,足協副主席謝亞龍向國足提出了三戰全勝奪取冠軍的目標!而我們的國腳們除了身體素質,無論戰術素養還是個人技術都與日韓兩個主要對手有著明顯差異。最后,能夠一拼的只剩下了精神原子彈。
在這種情況下,這位重慶籍足協領導還要推波助瀾,他在中日之戰的賽前準備會上發布演說:重慶在抗戰時候作為國民政府的陪都,曾經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轟炸,隊員們要以這段歷史激發比賽斗志,在比賽里要打出血性,頑強拼搏,捍衛重慶這座城市的榮譽。
看到了吧,“血性”、“頑強拼搏”,試問國腳們在技不如人的情況下,除了玩命下狠腳還有什么辦法?于是出現了宗壘少林飛腿踹倒對方的暴力場面,而更加讓人心驚的是,宗壘賽后竟然還說:如果再來一次,他還會那樣做。這是球場還是拳王大會?某種程度上來說,球員是被那些“血腥拼搏”的口號逼出來的。
2紅17黃,的確“很黃”；又是飛腿又是叉頸,的確“很暴力”,可憐國腳們在這樣內外交困之中被逼上梁山,活生生當了一回“強人”!
僅僅是杜福二人指揮棒的交替嗎?
我不認為我沒有站起來指揮,恰恰是因為第四官員說教練席不能兩人站起來指揮,所以我才坐下的。我和杜伊的關系大家都知道,他是總教練,我是執行教練。
東亞四強賽讓國足領導層發生了一次重大權力轉移,中國國字號球隊的總教練杜伊科維奇從幕后走上前臺,接過國足的指揮權,之前一直具體負責國足訓練業務的執行主教練福拉多更加邊緣化。這是一個大件事,表面上是杜伊和福拉多之間的權力交接,但背地里也許隱藏著的是更高層次的權力交鋒。
當國足來到重慶開始備戰,人們發現一個重要的變化,在朱挺、周海濱、馮瀟霆三名在冊國奧球員之外,姜寧、呂征、沈龍元、戴琳、萬厚良五人也加入。這說明了什么?杜伊來了,除了“幫助”國足制定訓練比賽計劃之外,他的人大量出現在國足,就意味著國足的指揮權暗地里自然易手。
福拉多從世界杯資格賽中緬之戰前接手球隊,本來他的任務就是替杜伊主持國足工作,而國足的最終決定權在杜伊。但之后,杜伊一直將工作重點撲在國奧身上,于是福拉多成為了國足的實際主人。但去年底今年初國足一系列熱身賽打得十分難看,福拉多的451保守陣型一再遭受詬病,在迪拜國足更加變成了532全面龜縮死守的陣型。
正是這一系列的比賽讓福拉多原本就不牢靠的位置動搖了。
于是杜伊終于直接來到了國足,杜伊的帥旗正式升起,首戰國足雖然仍由福拉多主持工作,但442的變陣已經烙上深刻的杜伊印記,但比賽中的換人被算到福拉多頭上。結果福拉多從次戰日本開始,甚至失去了對比賽指揮的權力。而末戰之前國足的訓練也已經由杜伊全面負責,至此國足無論從訓練、陣型、人員還是臨場指揮,杜伊都已全面“奪權”。
福拉多表示自己在中日之戰中頗有點力不從心:“我不認為我沒有站起來指揮,恰恰是因為第四官員說教練席不能兩人站起來指揮,所以我才坐下的。我和杜伊的關系大家都知道,他是總教練,我是執行教練。”他的話正好說出了問題所在,正是因為杜伊在指揮比賽,他才不得不退入幕后。
權力交接的結果并沒有帶來人們期待的勝利,國足為變陣付出了可怕的代價。雖然最后一戰在對實力稍弱的朝鮮隊比賽勝出,但澳大利亞不是朝鮮,他們比這次來的日韓兩隊的二隊要強大許多!
誰聽誰的?你聽誰的?
一名球員在被問及聽誰指揮的時候,做出了一個極其巧妙的回答:“聽蔚少輝的肯定沒有錯,他讓聽誰的我們就聽誰的。”
東亞四強賽國足的指揮權的確發生了轉移,在比賽之前,領隊蔚少輝一席話也證實了國足的這一人事變動,“從這次重慶集訓開始,國家隊由杜伊科維奇制定訓練計劃和戰術,福拉多負責執行。”所謂執行實際上就是通常助理教練所做的工作,但偏偏比賽還要由福拉多指揮。
此次國足在重慶的訓練中,謝亞龍只有一次來到現場,那是2月13日,春節長假之后第一個工作日,謝亞龍到了現場但并沒有過多行動,只是和另一位副主席南勇在場邊觀看訓練。這和上一屆東亞四強賽何其相似,謝亞龍同樣只出現過一次。但到了國足奪冠之后他很大方地出來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這次在重慶卻截然不同,國足慘敗,謝亞龍根本沒就男足的問題和記者面對面。
現在足協三個副主席各抓一攤,國奧是今年重中之重,由謝亞龍主抓,大男足是南勇負責,女足則是楊一民統帥。這里面存在一個重要問題,杜伊一開始是國奧主帥,那么當他兼管了國足,成為國足實際的指揮者時,杜伊到底秉承誰的旨意,是主抓國奧的謝亞龍還是負責男足的南勇?
一名球員在被問及聽誰指揮的時候,做出了一個極其巧妙的回答:“聽蔚少輝的肯定沒有錯,他讓聽誰的我們就聽誰的。”
巧妙得讓人害怕……
國足的暗戰并不容易令人察覺,但驀然回首間我們發現,當2月11日國足抵達重慶時,福拉多曾明確表示:“這次比賽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下場與澳大利亞隊比賽進行準備。”
而數日之后,謝亞龍明確提出了東亞四強賽三連勝奪冠,破恐韓等任務指標,立刻全面推翻了福拉多之前的話,關于權力的暗戰,早在四強賽未開戰前就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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