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一直在猶疑，是否還有必要為這支已經死掉的中國隊做總結。當失敗成為習慣，媒體單方面的反思總顯得底氣不足，至少我們無力去真正改變什么。
昨天，我的一位女同事告訴我，看到國足0比3失利她哭了；遼足總經理程鵬輝則斷言：“聯賽肯定會受到影響，沒有一年半載緩不過來。”面對27年來中國足球在亞洲杯上最慘痛的失利，人們確實有太多話要說，心痛是共同的感覺。這是一次可以避免的慘敗嗎？理論上當然是，但在犯下一連串不可饒恕的錯誤后，失敗不可逆轉成為必然。
聯賽沒落埋下禍根
從淺層次看，國足不敵烏茲別克是因為陣容不整，在定位球防守上，連續出現錯誤。如果鄭智和李瑋峰在場上，局面應該不會這么狼狽。這個假設雖然意義不大，但至少可以說明些問題。
作為國足的絕對核心，鄭李二人在關鍵時刻同時缺席，十分令人遺憾。在導致二人停賽的四張黃牌中，只有鄭智在與伊朗隊比賽中的那次犯規具有一定戰術價值，其余三張均是畫蛇添足。作為資深職業球員，他們難道不懂得保護自己？其實，是中超混亂的聯賽環境為此埋下了伏筆。
中超聯賽缺乏公平競賽的氛圍，裁判員在對待大牌球員和年輕球員時采取雙重標準。所謂大牌在中超常常可以肆意妄為，對裁判張口就罵，伸手欲打，而這些裁判因為心中有鬼并不敢對其嚴懲不貸，一味姑息養奸。于是，在聯賽中養成的壞習慣到了國際賽場就全面爆發，從本屆亞洲杯可以明顯發現，中國隊不適應裁判的判罰尺度，無謂犯規過多。受到相應的懲罰也就不足為奇。
反過來，國家隊成績不好又影響了聯賽的發展。中超球市萎靡，贊助商逃離都是因為中國足球讓人缺乏信心。這種低迷狀態導致聯賽水平下降，技戰術含量偏低。從這塊土壤上選拔出的國腳是經不起風浪的。
球隊文化趨于畸形
亞洲杯三場小組賽，中國隊始終沒能形成合力。大勝馬來西亞掩蓋了許多問題，一旦遭遇強敵，所謂“空前團結”的國足立刻土崩瓦解，戰術上混亂，思想上更不統一。到了最后，朱廣滬眾叛親離，淪為孤家寡人。老朱任用嫡系起家，最善于在人際關系上玩弄手段，竟落得這個下場。國家隊消極庸俗的球隊文化是慘敗的內因之一。
在“朱家軍”存在的858天里，有106名球員先后披上國家隊戰袍，平均每8天就有一個新國腳誕生。中國足球不是富礦，卻能產生這么多的國腳，幕后原因令圈內人士諱莫如深。這其中是否有權錢交易，只有當事人才能說得清。反正當李金羽被排除在亞洲杯名單后，他與朱廣滬也徹底翻臉：“我跟了他幾年，還不如有人跟他一個星期。”可見，維系朱廣滬與球員關系的鏈條是多么脆弱。
國家隊有三個隊長，加上“隱形隊長”李瑋峰，球隊其實四分五裂。不同利益團體出于各自不同目的擠在國足這個屋檐下，如果朱廣滬領導有方，讓球員甘心為其賣命，國家隊也絕對不會是這個結局。事實上，球員對老朱并不信服，特別對其性格的兩面性極為反感。老朱在人前是謙謙君子，接受媒體采訪時風度翩翩，但在背后，他還是更衣室里的瘋子，臟話連篇，對球員動輒呵斥謾罵。如此巨大的反差，讓國足逐漸失去了凝聚力。
朱廣滬從深圳隊起家，靠一個中超冠軍染指國足帥位。可在他的最后一戰中，李瑋峰、鄭智、李雷雷這三位他從深圳隊帶來的御林軍集體缺席。不管是不是一種巧合，都可謂天亡國足。
濫用土帥付出代價
未來十年，中國國字號足球隊都很難出現國產主教練的身影。朱廣滬堪稱土帥的最后一面大旗，他倒了，土帥的市場徹底消失。中國足協也為濫用土帥付出了代價。
朱廣滬是閻世鐸欽點的主教練，能沿用上一任的班子，并非謝亞龍心胸寬廣，實在是外行領導內行。謝亞龍作為足協的一把手，一直是朱廣滬的堅定支持者，沒有他的力挺就沒有今天的慘敗。所以要問責，首先要問中國足協的責，問謝亞龍的責。
如果是中國乒乓球隊用洋教練，肯定會被罵死。但中國足球必須向世界先進水平學習，可在米盧取得成功之后，我們學習的腳步突然停止下來。欽點裴恩才，重用朱廣滬，都是謝亞龍的杰作。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民主程序，只有長官意志。但在足協這個行政衙門與國家隊主教練這個業務干部之間，很多關系沒有理清，確切地說沒有按職業足球的通行規則界定。比如，主教練沒有遴選助手的全權，也沒有任用或不用球員的一票否決權。再比如，朱廣滬上任兩年多來一再提出的要到西亞打比賽的要求始終沒有落實，亞洲杯大戰在即，國家隊卻在某些利益集團的挾持下跑到美國與那些俱樂部隊的二線球員打起了商業比賽。
15年前的徐根寶，10年前的戚務生，3年前的沈祥福和如今的朱廣滬都逃不出失敗的宿命，這是國產教練能力的局限所注定的，更是中國足球體制之痛。接下去，足協肯定要遴選洋帥。洋帥的確可以規避許多土教練無法解決的難題，但如果不從體制上、觀念上、領導方式上徹底革命，中國足球還是逃不出惡性循環。(張膺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