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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8月14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4日發表胡忠信撰寫的文章說，民進黨繼續替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官司辯護，就是逼使自己站在真理與事實的對立面，站在錯誤歷史的一邊。民進黨不愿針對過去執政八年的貪腐與缺失做出深刻的反省與自覺，就是將自己拖回過去的泥沼，搭建不起邁向希望的橋梁。民進黨若逃避現實，只是自我定位為“有執政經驗的在野黨”，卻在公義原則打混仗、和稀泥，憑什么人民要再給民進黨執政機會，要再“請鬼拿藥單”嗎？

　　文章摘錄如下：

　　馬英九宣布將國務機要費相關資料予以注銷，特偵組立即排定約談陳水扁的時間與行程。“銅山西奔，洛鐘東應”，顯示若馬英九沒有做出清楚明確的信息，特偵組就不會有大動作，雙方互踢皮球的結果，至少有一個結論：依法處理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以1970年代轟動美國的兩大案件為例，《紐約時報》公布與越戰決策有關的“五角大廈文件”，白宮與國防部以“國家機密”為由阻止刊登，最后上訴最高法院，媒體可以自由刊登，沒有“國家機密”的問題。“水門事件”也是一樣，尼遜(尼克松，下同)總統以各種方式阻撓媒體與司法系統的調查，但在輿論以及司法系統的抗爭與堅持之下，他以辭職收場，避免被國會彈劾。

　　當尼遜負嵎反抗做垂死掙扎之時，同屬一黨的共和黨人再也不愿替他背書，黨內大老高華德要他知所進退，這就是關鍵時刻政治人物所表現的道德勇氣。正如《圣經》箴言一句話：“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恥。”在公義的最高原則之前，哪怕國家利益、政黨關系、個人情誼都必須臣服。

　　反觀臺灣的政治人物，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以權力與人情作為主要思考點，缺乏對價值與信仰的終極關懷，這種狀況在各黨都沒有兩樣。2006年紅衫軍上街頭期間，民進黨內部都為之動搖，即使黨內“四大天王”都依違其間、多所觀望，但卻沒有人公開站出表態；就是因為道德的落空，民進黨才會與陳水扁綁在一起，“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一敗再敗，導致2008年大選徹底崩盤。

　　五二○政黨輪替以后，民進黨在失敗谷底推出蔡英文為新任主席，企圖與過去的民進黨進行切割，但從兩個多月的表現判斷，民進黨“只切沒有割”，仍然延續了陳水扁的政治包袱。民進黨明知陳水扁是問題所在，但卻沒有道德勇氣站出來公開說出真話。以馬英九“注銷國務機要費”為例，黨內主流仍曲意為陳水扁辯護，反批馬英九是“紅衫軍思維”、“進行追殺、清算、斗爭”，甚至控告馬英九外患罪。

　　民進黨成立的歷史縱深，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臺灣民眾黨，包括1950年代末的雷震《自由中國》政論雜志與組黨運動，都賦予1970年代中葉啟動的黨外民主運動一種深厚的人文素養與公義關懷。如果沒有“先知先覺者”的造橋鋪路，哪來政黨輪替？陳水扁本來有機會站在歷史的制高點，開啟另一波民主改革，但他缺乏世界觀，快速腐化，成為進入金山銀礦不知方向的“豎子不足與謀”之輩，民進黨執政八年就快速退潮，把祖產揮霍殆盡，難道不應承擔集體責任嗎？

　　美國開國先賢潘恩說：“自由的代價是保持恒常的儆醒。”一個人或政黨，掌握執政權力以后，尤應深自惕勵、不斷省思，以權力得之不易為念，民主時代已無圣賢英雄，應以建立制度與典范為念。權力是來自人民的借予，民意如潮水，人民一有不滿就會將權力收回。制訂美國《憲法》的杰佛遜總統反復叮嚀，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對人性不信任”的基礎之上，權力必須予以分權與制衡。民進黨人士缺乏如此深刻的歷史意識與人文自覺，落到如今地步，難道不應找出問題關鍵、痛下針砭，重新出發？

　　為了替陳水扁辯護，若干人士還提出“本土政權就是最高道德”、“世界上哪個地方沒有貪污”。這種論述除了自我麻痹以外，有何意義呢？希特勒政權夠“日耳曼本土”了吧？那是怎樣的下場呢？尼遜夠反共了吧？由反共起家而打開中美建交大門，功業夠偉大吧？但一個“水門事件”就把過去努力付諸東流、一切歸零。違反人性基本的價值與系統，一切的功業用耶穌的比喻形容：也不過是把大樓蓋在沙土之上而已。

　　民進黨繼續替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官司辯護，就是逼使自己站在真理與事實的對立面，站在錯誤歷史的一邊。民進黨不愿針對過去執政八年的貪腐與缺失做出深刻的反省與自覺，就是將自己拖回過去的泥沼，搭建不起邁向希望的橋梁。民進黨若逃避現實，只是自我定位為“有執政經驗的在野黨”，卻在公義原則打混仗、和稀泥，憑什么人民要再給民進黨執政機會，要再“請鬼拿藥單”嗎？

　　民進黨要從千瘡百孔的廢墟出發，不是期待馬英九施政好壞與否，而是在于自己能否建立磐石般的信念與愿景；只向權力折腰，而且仍然是非不分，憑什么人民要再給民進黨執政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