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晚報》“一馬當先”
1987年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近10年。這一年的8月27日，新華社報道：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表明，中國改革開放9年來，大體上實現了工農業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國家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四個翻一番。“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城鄉人民生活的改善，意味著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可以實現。中國開始擺脫貧困狀況，進入中等偏下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行列。”
這時的大陸，已經有了深圳、珠海等多個經濟特區，但卻還沒有取消外匯券；已經有了諸多的個體戶，但公職人員“下海”仍屬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城市人口還都生活在“體制內”單位里。
而這時的臺灣，也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巨變：這一年的7月15日，國民黨當局宣布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體制。整個臺灣島都陷入一種興奮之中，尤其是新聞界。當時臺灣媒體紛紛猜測議論的事情之一，就是臺灣當局將開放民眾赴大陸的探親旅游。臺灣《自立晚報》的社長吳豐山，此時憑直覺感到兩岸關系將會有一個大的改觀，決定在這個時刻要搶先一步：派記者搶灘赴大陸。
據后來臺灣媒體的報道和徐璐對本刊記者的回憶，《自立晚報》派李永得和徐璐進大陸，是從20多天前開始策劃的。8 月19 日上午，吳豐山把剛接任兩天總編輯的陳國祥找進他的辦公室，吳豐山對陳國祥說的第一句話是:“現在我們可以考慮派人去大陸采訪。”
為了“一馬當先”，他們煞費苦心。最初決定是讓本報的駐外記者進入大陸。后來，計劃幾度變更。吳、陳覺得駐外記者進去并不為奇，決定改派臺北的記者。本來是想以探親的名義派去，并指派了一名文字記者和一名攝影記者；后來到9月9日，吳豐山還是覺得，以探親的名義意義不夠重大，決定從臺北派兩名記者直接以采訪的名義進入大陸。歷史的機會就這樣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身上。
李永得那年34歲，生于高雄，臺灣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時任報社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徐璐那年31歲，祖籍上海，臺灣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時任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吳豐山選他們兩人的理由是：他們的“護照”都還在有效期間；李永得有政治頭腦，徐璐外語能力不錯，出去采訪時可以和外國人周旋。“在決定行動前，社長吳豐山曾很慎重地把采訪行動對報社，及對參與采訪的記者可能遭遇的風險都做了詳細說明。同時，也多次要求我們要慎重考慮。”徐璐回憶說。
選擇東京而不是香港作為進入大陸的中介站，吳豐山的考慮是：在香港辦赴大陸簽證需要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嫌太慢；去東京辦簽證，不但手續簡便，而且，依據吳豐山的判斷，中共駐日機構會提供最大的方便。
9月11日，李永得和徐璐從臺北出發。吳豐山親自護送到機場，為的是萬一發生不測事件，當場就能拍板處理。中午11點25分，吳豐山到達中正機場后給陳國祥打電話：“事情進行順利，開始準備作業。”陳國祥即把編輯主任帶到平日無人的發行人辦公室里，開始編輯版面。當天下午2點半，《自立晚報》第三版登出由陳國祥親自寫的李徐二人將到大陸采訪的新聞稿，而此時，他們兩人已經離開了臺北——此前，整個計劃只有吳豐山、陳國祥和兩位記者知道。 據徐璐向本刊記者透露，他們走后不久，吳豐山就與國民黨某高層碰面，經他將記者赴大陸的消息向蔣經國報告，發現蔣經國沒有動怒，也沒有要辦人的意思，于是那位高層告訴吳豐山應該事無大礙，但必須妥善處理，意即報道要客觀且不涉政治。
9月11日當晚8時，李永得和徐璐二人抵達東京的成田機場，放下行李馬上乘地鐵直奔中國大使館，表達想赴大陸的意愿。但由于早已過了下班時間，值班人員表示無法做主，希望他們明日再聯絡。
9月12日，李、徐二人再赴中國大使館表達意愿，并傳遞了吳豐山親自制定的“民間對民間，記者在大陸時不接受官方招待、不與官方接觸等原則”。然后，是等待消息。這一天，對他們兩人度日如年。為避免過多在東京街頭露面橫生枝節，他們干脆鉆進一家電影院，看了一場有關“末代皇帝”溥儀后半生的電影。只過一天，9月13日，中國大使館便通知二位記者：采訪行動已獲批準，他們馬上可以得到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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