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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下半年以來，大型工程車“吃人”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

　　超載、超速、闖紅燈、亂倒渣土……這些讓人憤恨的行徑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利益糾葛？收入低，壓力大，無合同，無保險……他們的生活，又有著哪些無奈和辛酸？連日來，記者采訪了兩位土方車司機，聽他們講述自己身在上海的生存狀態。

　　超載老板說了算　我們只是工具

　　戴洪(化名)來自四川。30出頭的他，在上海已經生活了七八個年頭。剛來上海時，小戴在工廠里打雜，收入不高，后來聽人說開土方車很賺錢，很早就考出貨車駕照的他也加入了土方車司機的行列，已經干了1年多。

　　“當初如果知道壓力這么大，我決不會選這一行。”小戴告訴記者，他屬于一個掛靠的小車隊，現在上海看起來工程多，但干這一行的也多，活多活少，要看老板有沒有關系，接不接得到活。

　　“沒活就沒有收入，所以一旦有活，大家都拼了命地干。我們是按趟算錢，每天跑6車算達標，每車30元，超額的每車40元。這種情況下，大家都希望多拉快跑。別人闖紅燈、超速，你不闖不超，一晚上下來就要少拉好幾車。超載？都是老板說了算，讓裝多少裝多少，我們都是工具，根本說不上話。”

　　每天工作到半夜　月收入兩三千

　　每天工作到半夜，忙的時候根本沒有雙休日，盡管如此，錢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好賺。小戴透露，活最多的時候，他一個月能拿到3000多元，一般情況下只有2000多元。妻兒都在上海，妻子沒工作，兩個孩子分別上小學和幼兒園。在上海，2000多元支撐一家人的生活花費，十分緊張。

　　“最怕孩子生病，上一趟醫院就要很多錢。”所幸，孩子讀書的花費不算高，在上海的民工子弟小學讀書，只要交點書本費。平時，小戴都住在單位宿舍，沒活時才能回家看看。所謂的家，是郊區的農民房，每個月300元租來的，一家四口擠在幾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一張床，一個21英寸的舊電視外，家徒四壁。

　　小戴平時省吃儉用，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點酒，也是很劣質的那種。為了能繼續上崗，他常常要把大筆的錢花在自己的駕照上。“現在開土方車的，哪個身上沒個幾十上百個違章。跟了一個好的老板，會幫你交罰款，但駕照扣分還要自己解決，扣滿12分就要重新學。我們的違章，扣個幾十分都不算多。”

　　由于家鄉管得不嚴，可以托人把駕照重新“搞定”，七七八八加起來，要花上7000到8000元，這筆錢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我們拼死拼活，每年能帶上1萬元回家已經很滿意了。”

　　層層盤剝下謀生　期盼能有保障

　　與小戴相比，同樣是30出頭的劉軍(化名)已經是個老土方車司機，在行業里已經摸爬滾打了八九年。同樣的透支生命，同樣的收入水平，沒有合同、沒有保障，尤其是最近土方車負面消息鋪天蓋地，已經讓劉軍萌生退意。

　　“我身邊很多人都告訴我，開完今年可能就不干了，這一行壓力太大了。”劉軍告訴記者，有活的時候，每天要干14個小時以上，但一天收入不過200多元。“土方生意都是層層轉包的，一般至少轉包兩次，多的轉四五次的，層層盤剝下來，我們干活的人錢拿得最少。得益的是那些土方車老板，我看他們打牌，一局輸贏幾千元。其實，相比那些拉瀝青的‘個體戶’，我們還算好的，他們如果不超載，按照每車二三十元的價錢，扣除成本，真的要拉一車虧一車。”

　　為了爭分奪秒，劉軍每天三頓飯都基本不下車，每次都是提前打電話給熟悉的小飯店，叫一碗炒面或者盒飯，然后邊開車邊吃，或者在卸點卸土的時候扒拉幾下。“干完活回到宿舍，常常是腳也不想洗，一頭倒在床上就睡過去了。”

　　沒命連軸轉的結果是長期疲勞駕駛，“為了生計，我們常常要超速、闖燈，但沒有合同，沒有保險，一旦出了事怎么辦？”劉軍告訴記者，以前有個朋友，開車開到睡著了，結果出了車禍雙腿截肢，但找到老板要錢補償，老板卻不肯出錢。“我們也要為將來考慮，現在年輕力壯，但將來呢，沒有保障的日子，想想都沒底。”本報記者 潘高峰 屠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