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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楊志認為退學不好，自己退學是意氣用事，“我退也就算了，就勸別人不要也跟著退學”，但大家仍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破釜沉舟”。

　　擔任商貿公司行政主管的李麗選擇了“創業休學”，學校里有這樣的制度，如果有合適的創業機會，可以休學兩年。家在陜西農村的李麗，父母均在老家務農，李麗說父母相信自己，對自己決定了的事情沒有多做阻攔。但等到公司被查處之后，李麗也終究沒有選擇復學，而是直接到一家保險公司應聘了業務員。

　　商貿公司的會員背景大多同李麗一樣，家鄉偏遠、家庭貧困。

　　一天1000個俯臥撐魔鬼訓練

　　到底是什么，讓這些大學生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退學或休學，他們被怎樣“洗腦”，讓自己如此糊涂地放棄了似錦的前程？

　　來自南京某農業大學的張濤，向記者講述了在商貿公司的“訓練”經歷。

　　每天早上6點30分起床鍛煉身體，早飯后集體打掃衛生。商貿公司總部選在新莊花園308室，此外，公司在衛崗、仙林、新莊還有三個辦事處，這些就是會員接受培訓的地方。

　　白天的主要學習任務就是讀名人名言和勵志故事，不僅要求倒背如流，而且還要給大家講解，講解得不好就要遭受懲罰。

　　張濤說，最多的懲罰形式就是做俯臥撐，交叉蹲起，一次做100到200個。他說自己最多的一天做了700個俯臥撐，“這不算什么，還有人一天做了1000個”。

　　晚上的活動相對輕松，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或者寫發展會員項目的策劃方案，“偶爾看看部隊題材的電影”。

　　每周“王哥”會抽出一晚，對“有能力”的會員進行專業培訓，三四十個學生擠滿一屋，大家共同探討“商道”經驗，發財夢想，之后席地而睡。

　　在公司里，大家都是集體生活，雖然公司員工沒有工資，“但花費都是實報實銷”，張濤說。張濤所說的實報實銷其實金額也不高，會員們的生活非常節儉，花錢的地方只是購買一些牙膏、香皂之類的日用品。

　　除了這些單調的課程和嚴苛的身體懲罰外，商貿公司最有力的控制方法是精神操控和“制度約束”。

　　在這些會員心目中，“王哥”是一個神一樣的人物。有退出的會員介紹，“王哥”的本領就在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王哥”常常當面對會員訓話說“做人要無恥”，還要求會員“不要把自己當人看”。“王哥”還會站在會員面前大聲問“你們是否無恥、卑鄙？”得到的是異口同聲的回答“是！”

　　“王哥”最厲害的“育才”之道是讓“會員突破自己的極限，用最極端、最快的方式打開心理障礙。把自己最不愿做的事情做了，還有什么不敢做的？”

　　就是這樣一套泯滅人性的“訓練理念”，導致了一系列不堪入目的悲劇。

　　會員當眾脫衣服

　　范佳是一個老會員，記者見到她時，她也沒有復學，而是去了一家酒店做營銷工作。留著齊耳短發的她顯得格外秀氣。

　　范佳說多次接受“王哥”的訓練，有一次“王哥”面對大家大聲問：“你們足夠無恥嗎？”大家給出回答后，“王哥”指著一個老會員說“那你敢把衣服脫了嗎？”那個女生當即就開始解自己的上衣。

　　但沒想到，沒過多久，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了范佳身上。在一次互相演講“商道”時，范佳“怎么也發揮不好，就我講得不好。”于是她問“王哥”如何能夠講好，“王哥”告訴她，“突破心理障礙，就沒有什么不敢了。”“王哥”當場讓范佳把衣服脫掉。

　　范佳猶豫了一下，但還是很快照辦，當著十幾個人的面赤身裸體地演講，“沒想到羞恥不羞恥。”

　　李麗告訴記者，脫衣服只在特定情況下才發生。記者問她什么是特定情況，她回答“業績不理想，發展不到會員，去向老板請教尋求答案的時候。老板會問，你做點什么才能讓我告訴你為什么。很多人做俯臥撐，一兩百個，還有的做下蹲。”

　　“王哥這樣做是為了要我們懂得天上不會掉餡餅，要付出才有回報。”

　　當眾脫衣服，發生性關系，對于這樣的狀況，“王哥”并不諱認。他對記者說，發生這樣的行為“都是會員自愿的”，“這主要是為了打破思想禁錮。”

　　然而，就是在“王哥”的“打破思想禁錮”下，那些花季少女失去了最應保留的東西。

　　為了提高其意志力，還有更加駭人聽聞的自我懲罰方式。記者拿到了一份商貿公司和會員的入會委托書，內容如下：

　　乙方同意并委托甲方對乙方進行以下動作，以提高其意志力、體能及個人精神面貌：裸露上體或下體；2、毆打；3、棍棒打擊；4、扎圖釘；5、……(過于淫穢，不便描述———記者注)6、扇耳光；7、刀割身體；等等。

　　“王哥”就這樣“訓練”著手下的大學生，他對會員堅稱這樣的訓練方法是科學的，甚至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

　　“這些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就這樣被‘王哥’以‘軍事化’手段管理著，在他們尚且稚嫩的心靈上，卻不知不覺地留下有如邪教一般摧殘人性的傷害。”南京師范大學一位教授痛心疾首。

　　醒醒吧，孩子！

　　也有大學生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及時跳出了火坑。曾有學生質疑“王哥”的公司：“如果正規，怎么光雇傭一群大學生？”

　　“王哥”如此回答：“大學生可塑性強，好培養，我要親手培養出一批人才。”學生又問，“可是你是商人，商人當然是為掙錢的？”“王哥”則耐心地勸他們“我要的是長遠利益，不能光顧著短期利益”。

　　面對外界認為自己是傳銷的質疑，被“洗腦”的員工卻一口咬定自己的公司不是傳銷。對于“危害”，曾做過商貿公司行政主管的李麗的回答更讓人忍俊不禁，“南京幾十萬大學生，這幾十人休學會有什么影響嗎”？

　　“我們知道傳銷違法，我們一直在規避成為傳銷，卻還是被定性為傳銷。”所有的學生都對記者重復著這句話。

　　盡管做了一系列的偽裝，南京市人民檢察院辦案人員還是一語戳破，“在組織形式上，這個公司分為總經理———片區經理———部門經理，從利潤分配上，會員發展的下線越多，傭金也就越多，比如一個人發展了20個會員就可以拿到1000元傭金，而公司就可以賺到9000元。”

　　檢察官分析了其依附于相似表象下的實質的不同。該公司通過發展會員，之后又通過他們發展其他人加入，收取入門費，這才是該公司的主營業務和牟利渠道，而國務院頒布的《禁止傳銷條例》規定，“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就被認定為傳銷行為。

　　如今，鉛華散盡，這些曾一同落入傳銷陷阱的大學生們命運各異：有的重新回到校園，有的可能鋃鐺入獄。最不幸的，是那些仍“執迷不悔”的一群。

　　李麗坐在記者的面前，坦承這是一次失敗，“這是一個運營模式的失敗”。她到現在還不清楚自己摔倒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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