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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地震的震中在汶川，但是，受災最為嚴重的卻是北川縣，該縣的遇難人數最多，多達15645人，經濟損失建筑毀壞也最為慘烈。
專訪地震重災區北川縣縣委書記宋明是很考驗記者的一個過程，考驗的不是技巧，而是他實在太忙太累，去打擾他得下狠心才行。
5月28日，正是對唐家山堰塞湖搶險的關鍵時刻，宋明作為北川縣上的一把手自然緊釘在擂鼓坪指揮部現場。俄羅斯米-26直升機升降帶來的巨大轟鳴和飛砂走石，每隔10分鐘就有一次，無數的小砂石打在臉上只有一種生生的疼。
但為了現場工作人員更直接方便地找到他，宋明從早上開始直到晚上7時30分記者離開時，他堅持坐在帳篷外的塑料凳子上，下級的匯報工作、上級的電話指示、開會布置工作、協調各方的工作，他一分鐘都沒有停過，甚至等候他指示的工作人員一度排成一個小小的隊伍，看到他如此忙碌，而且需要解決的大多是十萬火急的事情，記者實在不忍打擾。
晚上7時，在宋明吃完一個盒飯的空隙，看到本報記者等候的時間太長，他可能也有些于心不忍，把記者拉到帳篷后面一個小小的空地上，接受了本報的專訪。
親歷地震
“看到那么多同胞、戰友和以前的同事離開自己，是最難受的事情。”
記者：地震發生的時候，您正在干什么？
宋明：當時我正坐車前往成都參加一個學習班，車還沒有出城，就突然發生了地震，一下子所有通訊都斷了，我讓司機立即往回趕，經過北川中學時，情況非常慘烈，我馬上下了車，那里的校長和老師認得我，我把所有能夠工作的人分成了三組，分別在三棟倒塌的教學樓救人，并且安排了8路人馬出去報告受災情況，最早趕來的是擂鼓鄉的副鄉長，后來我們的人找到了部隊上，用軍用電話才打了出去，據說是災區中最先能夠和外界取得聯系的縣。
記者：您有沒有參與在北川中學挖人？
宋明：有。那種情景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夠忍得住的，那么多學生在喊"救我救我"，我把手也挖破了。但是，那么大的鋼筋水泥樓板，雖然斷裂了，但里面的鋼筋沒斷，十分重，老師們用手抬，用木棍撬，都沒辦法移動。所以，我當時就覺得，靠現場的人挖是效果很小的，派人出去報信、請人來援助是最重要的。
記者：您自己的家人怎么樣？
宋明：都很好，我很幸運。我愛人住在綿陽，我兒子在成都上學，家里一切都好。地震發生之后，我后來聽說，我兒子在成都有3天時間到處打電話找我們，但是都沒有消息，把他急壞了，是我妻子通過別人帶口信的方式，告訴他我們都安全，他才平靜下來。
記者：回過家嗎？平時在哪休息？一天能休息多長時間？
宋明：回過一次。我記得是有一天凌晨三點多我被緊急叫到綿陽匯報完工作后，書記讓我回家看看，不對不對，那天是直接回來北川了。我記不起來是哪天回過家了。我平時不是睡車上就是睡帳篷，平均下來大概一天能睡個三四小時吧。
記者：地震以來流過淚嗎？
宋明：(沉默了幾十秒)有，不過，基本都是在一個人的時候。
記者：北川這次很多干部遇難。
宋明：有428名干部遇難。看到那么多同胞、戰友和以前的同事離開自己，是最難受的事情。我們常務副縣長楊澤森，地震后被壓在了政府辦公樓的廢墟中，派去救他的人，給他打傘，給他喂水，和他說話，我也去過，但是，卻沒有辦法把他救出來，看著他的生命氣息越來越弱，那種心理上的煎熬……后來，他的妻子來看他了，一到現場，馬上暈了過去。
記者：這么干部還有他們的家屬遇難，您怎么安撫大家的情緒，讓大家工作？
宋明：我沒有做過任何安撫工作，大家都是主動自覺的。關于這種例子，我還沒有時間和干部們一起聊聊，只是聽到了一些片段。我們的副縣長瞿永安，一家11口人被埋在了廢墟之下，他確切知道家人無法救出后，就在廢墟前面跪下，磕頭，說：‘父親，對不起了！’馬上開始工作。他3天前就往茂縣去了，協商雙方向打通道路的問題，到現在也聯系不上。
重建北川
“聽說我們可能會在安昌建城，當地老百姓很歡迎”
記者：這么多受災百姓，有沒有一些初步的安置方案？
宋明：我們把受災群眾分為三類，一是那些農村中房屋、田地遭到破壞，根本無法繼續生存的，可能需要外遷，我們的對口支援省山東省已經表示，愿意劃出專門的地方來接收我們的移民；二是城鎮里面房屋垮塌的居民，我們建設板房，初步也就是在我們腳下的擂鼓鎮這塊空地，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塊空地了，大概有10萬平方米，作為一個過渡期；三是那些房子雖然倒塌，但生產條件還具備的農民，就地安置恢復生產。
記者：關于北川縣城的去向，很多人都關心，譬如是否保留這個縣，保留這個縣后的新地址應該在哪等等。您是怎么想的？
宋明：北川是全國最后一個獲批的羌族自治縣，我從2005年9月10日上任以來，一直特別重視羌民族文化的修復工作，地震前有9.6萬羌族人，占了人口數量的56%，保留北川對于保護羌族文化來說，非常重要。
北川的老縣城，肯定不能要了，那里剛好處于龍門山斷裂帶上，而且縣城兩邊都是陡峭的山，這次地震中也是橫波波峰和波谷最劇烈的地方，破壞太大了，不適合作為一個城鎮存在。不過，以后要選在哪里，肯定需要省里作重新行政區劃調整，一切還在等待當中。當前的重點還是避免地震后的險情發生，重建的話題還有點為時過早。
記者：有沒有意向中的選址？
宋明：專家組已經在開始調查了，初步的選址，定在永安、安昌、桑棗一帶，有專家提出，安昌和黃土之間的板凳橋，一個很小的地方，適合作為縣城所在地。
記者：選址的原則是什么？
宋明：一是得保證安全，二要能夠提供足夠大的空間，這個空間不僅是群眾居住的空間，還得能為經濟發展提供足夠大的預留地。其實我們歷史上有過搬遷縣城地址的，但當時沒有辦法進行做到科學決策。
記者：什么時候有過搬遷縣城？
宋明：上個世紀50年代的時候，有老干部說是為了防止反動派的攻擊，縣城匆匆由余里鎮搬到了現在的曲山鎮，那時候太匆忙了，沒辦法做到科學決策的；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也多次提過搬遷縣城，但是，因為北川作為一個省級的貧困縣，一直沒有這個經濟能力，搬遷所以就擱置了下來。
記者：現在北川的臨時辦事處設在了安縣的安昌，這種普通人看來是“北川搶安縣地盤”的舉措，當地老百姓如何反應？
宋明：也沒有周全的調查。辦事處掛牌的時候，我去了安昌，在那里理發，老百姓把我認出來了。聽說了我們可能會在安昌建城，當地老百姓很歡迎。安昌是安縣的老縣城所在地，自從失去縣城地位后，區域經濟發展失去了一些機會，好幾個人告訴我說，要是北川把縣城安在安昌，他們以后的就業、住房等條件會很好。
記者：對于新建后的縣城，有什么規劃？
宋明：肯定要比原來的縣城要好。尤其是建筑物的安全性方面，我們要科學評估可能遭遇的地震烈度，建設高標準的抗震建筑，尤其是學校。不過，也得視我們的實際情況而定，不能超乎現實條件的制約。山東省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他們的省領導甚至親口告訴我說：你們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會舉全山東之力支援北川，我們很感動。
記者：當前重建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宋明：道路，道路不通，一切都無法談。現在有60公里的主干道完全毀壞，我們正在努力打通這條路，北川境內的40公里我們在掘進，從茂縣往我們這個方向的20公里，也在掘進，我們的瞿永安副縣長就是去協調這個事情了。
反思地震
“地震監測的儀器，就設在我們縣委，事先沒有任何反應。”
記者：可否談談北川這次地震后受到的經濟打擊？
宋明：北川的經濟發展在地震前已經走上了快車道。我們依靠山區的礦產、旅游、水電等資源，實現了GDP的翻番，成就很大。那些山上(手指著附近的高山)的石頭是石灰石，以前就是用來做水泥，后來我們提高了附加值，加工板材，這個石灰石比大理石好，沒有放射性，而且具有高貴的米黃色，被稱之為“西羌王之米黃”，原來一座礦山也就幾十萬元的產值，經過這種調整，一下子變成了七八百萬元。
我們計劃在唐家山堰塞湖附近建一個水電站，裝機容量15萬千萬。省投資公司已經組織了8家公司投資，靜態投資都有24億元，每年稅收5000~6000萬元，7000人的移民我們都做好了。我們種植的藥材、高山野菜，也是農民們創收的重要來源。但是，這一切，一場幾十秒的地震，就把一切全毀了。這是一場非常毀滅性的打擊。
記者：北川地震博物館的想法是怎么來的？
宋明：當時溫總理來北川察看災情，我當時在場，馬凱秘書長提議建個地震博物館遺址，總理也表示支持。溫總理說的“多難興邦”，我的理解是大家要有憂患意識。我和一些干部聊天，都覺得這么多人的死傷，給了我們血和生命換來的一切，要把災難變成精神財富。
記者：這次地震如果要反思的話，你會首先反思什么？
宋明：科學監測自然災害，一定要用科學的態度，依靠科學應對自然災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自然的認識，比發展還要重要。
記者：這次地震前有監測到什么情況嗎？
宋明：沒有。地震這個災害確實很難事先監測到，地震監測的儀器，就設在我們縣委，事先沒有任何反應。通過上一次白什鄉的例子，我覺得科學的態度對待自然，非常重要。
記者：這次災害讓整個社會齊心了很多，你覺得怎們保持下去？
宋明：是，我有感受，地震后大家特別團結。老百姓看到我們干部沒有當逃兵，而是堅持工作，很相信我們，很感激干部。以后如何保持下去，我覺得不能單靠地震帶來的這種效應，還得把所有的工作一步步做扎實，把大家的生活安置好，這種相互信任的關系才能持續下去。
文 /本報特派記者姜永濤、何濤 圖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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