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勞工維權NGO
“現在整個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類免費服務的維權NGO。”他們習慣于稱乎自己為“勞工維權NGO”。
一個事實是，在珠三角，打工者中心只是眾多專門為打工者維權的民間組織中的一個。黃巖介紹，這類專為農民工維權的民間組織，發端在上個世紀。
1998年8月，一位四川保安、28歲的廖曉峰在廣州番禺成立了珠三角第一個打工者維權機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經營范圍是文書處理。但實質上，該服務部主要是幫助工傷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并收取一定的費用。
畢業于華南師大的曾飛洋，于1999年接手了“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并完成了向非贏利機構的轉型，“工傷個案越做越多，我們越有名，求助就越多。”
2001年開始，曾飛洋在個案的基礎上，開始對農民工做一些普法工作，以講課為主。在申請到德國的一個基金后，服務部的活動得以開展壯大。
曾飛洋與中山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合作，組織開放式的課堂，最多的一次，有300多個農民工參加。“工人討論最多的是勞動權利，工資和加班費。”曾飛洋介紹，當地有老板對此很有意見，干涉了活動，開放式講座被迫中止。
2003年，“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建立社區工人中心，開始進行工傷者的探訪，以及個案的輔導。
就在曾飛洋完成轉型的同時，江蘇揚州人景祥來到深圳打拼，他在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邊上的賓館住著，看到每天到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來求助的工人都排著長隊。
“我跟他們聊天，發覺他們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我想幫助他們。”熱衷于行動的景祥開始對農民工進行個例幫助。在對“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參觀后，他停止了自己從事的裝修工作，成立了“珠江工友”，全職投入到農民工的維權工作當中。
“現在整個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類免費服務的維權NGO。”曾飛洋介紹。作為最早的從業者，他對此領域十分熟悉，他們習慣于稱呼自己為“勞工維權NGO”，意思是非官方而且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
而在珠三角做調研的新加坡國內大學的博士生和經緯得到的數字則是50余家。和也意識到，在這類維權組織中，既有曾飛洋這樣的專職人士，也有黃慶南這樣出身工人的民間草莽，還有景祥這樣的原來與工人無關的行動主義者。
“此類維權機構之所以在珠三角出現，是有深刻原因的。”劉開明表示，珠三角的經濟活動90%都是市場經濟運行，是中國市場化最發達的地區，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治與良治(good governance)，并沒有像香港與新加坡那樣建立起來，所以工人權利受損壞非常嚴重，沖突顯現。
“一段時間以來，全國的勞動爭議案，廣東要占到全國的40%，光深圳就占到20%。”劉認為，另一個原因是，4000萬外來人口的利益與本地人的利益的不一致，政府更多維護的是本地人口的利益，他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去改變。“這樣就形成了維權的市場。”
艱難現狀
相對于資金問題，這些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更擔憂的是政府的不理解。身份也難在一朝一夕解決。
除了“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吸引到來自德國的基金外，其余類似的維權機構，幾乎都存在海外資金的背景。但即便如此，他們的運營依然捉襟見肘。
“此類維權組織都會存在資金上的困難。”劉開明介紹，國內沒有這方面的資金來源，而99%的外國政府與NGO投放到中國的資金，都由政府或政府掌控的機構來分配，“只有不到1%流入民間，其中大部分是用于艾滋病、環保、扶貧，勞工維權的只占極小部分。”
記者走訪的維權機構中，所有的辦公條件都比較惡劣，地點都設在租金便宜的居民樓或偏僻的小店面內。黃慶南的打工者中心只有一臺電腦，是供工友學習用的。“11月14日有人來砸店的時候，幸虧有個工友用身體擋住了電腦，那伙人沒有發現，才保住了。”工作人員林衛華指著藏在樓梯后的舊電腦說，這是整個中心最值錢的家當。
曾飛洋介紹，他申請到基金約在一年50萬人民幣，而景祥表示他申請到的更少，很不夠用。“我們現在都是工商注冊，沒有辦法向社會募捐和接受捐助。卻還要交稅。”這些機構都沒有錢做廣告，靠的往往是工人間的口碑相傳。
深圳寶安區“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負責人張治儒解決資金問題的辦法是有選擇的接一些個案，做收費的公民代理。但其他的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普遍不認同這種模式，他們認為收費有悖維權的本質。
數名維權組織的負責人都稱，房東受到了壓力，要求他們搬離辦公地點。
相對于資金問題，這些勞工維權組織更擔憂的是政府的不理解。
除了曾飛洋、景祥這樣的免費給工傷者做個案，珠三角還廣泛存在著收費的公民代理。由于一些公民代理存在一些不規范的問題，珠三角一些地區出臺地方規定，限制公民代理權。
今年1月9日，深圳市公安、司法、勞動、地稅、工商、城管等八個部門聯手，打擊“黑律師”，矛頭直指活躍在當地的“公民代理”。由于有的勞工維權組織常常給一些工人做維權的個案輔導，甚至幫著出庭，因此包括黃慶南的打工者中心在內，部分維權組織也被列為“黑律師窩點”。對此，黃慶南感覺委屈：“我們其實從來不做個案，免費的都不做，更不要說收費的了。”
上個星期，景祥幫一個工傷七級的工友準備勞動仲裁，到了開庭時，以朋友身份，仲裁庭不讓他做代理，只能旁聽，景祥出示了免費代理的協議，可仲裁庭還是不讓。“一些工人的表達能力、對法律的理解都有問題，找人做代理是沒有辦法的事，為什么不讓找？那些收費的代理出了問題，自然有相關部門去處理，為什么要限制公民的天然權利。”景祥很不理解。
“廠里可以隨便找個經理什么的做代理，工人卻不可以。”張治儒也很不理解這些規定，但他比較靈活，掛靠了一個律師事務所，他們做前期的準備，出庭時讓有執照的律師出庭，“但這就要給律所費用了。”
而這一切，都是源于身份問題。
“工商注冊對我們來說很荒謬，不但無法籌資，還要交稅。”景祥說找不到部門來掛靠。
同樣為了取得民間組織的注冊，曾飛洋找過工會、共青團、勞動、民政、司法部門，希望能夠掛靠在這些官方機構下面，但沒有一家愿意。他很清楚，由于我國還沒有《社團法》，NGO的正常注冊一般來說不太可能，“取得合法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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