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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島湖畔的鄉村里，人和野豬的攻守變得更加激烈。
從表面上看，這是山里人和野豬之間延續多年爭奪生存資源的戰斗。實際上，城市化正在消滅大量山林和耕地，野豬和獵人都被逼迫著在更狹小的場所作戰
記者/陳曉
每年4至8月，61歲的塔山村村民鄧榮清，只是一個普通老農。身材不高，小頭寬肩，背有些佝僂，滿臉灰黑色皺紋，有老山貓一樣狡黠的笑容。安靜地坐著，喉嚨總會吞吐出低沉的咳咳。眼睛在沒有陽光的暗處，顯出渾濁的灰白色。
一入秋天，他就不再只是個矮小瘦弱的老人。
每年9月，政府規定的禁獵期結束，鄧榮清會從淳安縣里商鄉鄉政府領回獵人們寄存的槍支。全鄉1萬多人，一共40支獵槍。鄧榮清說，整個鄉里，他這把槍號933637的獵槍打的野豬最多。因為這個出色的戰績，他在縣里擁有一些特殊身份，比如一張浙江全省范圍內帶槍狩獵的通行證。整個淳安縣只有兩張。
他從17歲開始跟著父親和野豬作戰。野豬是一種世代和山里人糾纏的動物。平時在深山里以樹皮草根果腹。每年秋季，就到莊稼地吃精細的糧食。獵人和野豬的戰斗一直沒有勝負。每年都會從山上抬下幾十具野豬的尸體，但每年莊稼地里，都會有野豬拱倒的莊稼，摧毀的糧食。
最近幾年，這個位于浙江千島湖畔的鄉村里，人和野豬的爭斗變得更加激烈。因為野豬正在增多。今年入秋以來，野豬泛濫的消息在山村里流傳：每天晚上都有農田遭殃；魯莽的野豬甚至在白天進入村民的后院，從廚房的窗口射擊都能打到野豬。獵人們還趕出7只野豬的豬群，“我年輕時最多看到6只的豬群。”鄧榮清說。
200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浙江省林業廳、省公安廳組織開展以“為民除害”為主題的集中獵捕成災野豬的專項行動。整個浙江省，有1000多個鄉鎮經批準成立了狩獵隊，持有“兩證”(獵捕證和持槍證)的獵手已近萬人。
從表面上看，這是山里人和野豬之間世代持續的，爭奪生存資源的戰爭。但現在有更強大的力量加入這場爭奪——城市化正在消滅大量山林和耕地，野豬和獵人都被逼迫著在更狹小的戰場上爭奪。
獵人出發
從村莊步行到山里，沿鄉村公路走大半小時。公路的一側是政府的公益林，1998年后禁止砍伐。樹木密密茬茬，掩蓋了樹林里的真相——山坡幾乎是直壁，充滿高過人頭的鋒利茅草，最適合野豬出沒和藏身。
公路的另一側是浙江少有的平地。尚未收割完的玉米、稻谷、紅薯，都是野豬喜歡的食物。平地被連綿重疊的大山環抱。山色隨遠近不同，最遠的暗藍，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千里崗山脈。山脈四周逐漸低下的廣大丘陵地帶，海拔一般在400米以下。從淳安縣到附近的開化、常山、衢州，都是位于千里崗山脈以下的矮丘。
最低地方海拔110米，鄧榮清的村子就在這個區域。
11月10日晚，從山里飄來一陣雨。雨后的第二天是打野豬的最好時機。野豬夜里吃完莊稼，通常會進山找個平坦草密的地方睡覺，一夜奔跑不會超過60里。
鄧榮清身著迷彩服、迷彩帽、綠膠鞋，腰纏由麻繩和木板組合的刀鞘，插一把獵刀，扛上獵槍出門了。獵人輕裝上陣，從不攜帶食物或水，靠山泉野果充饑。要打到獵物，就得和它們擁有一樣的生存能力。
相同裝扮的四位同伴，牽著七條獵狗在村口等他。鄉里惟一一家獵物收購站的老板說，這是當地最強的狩獵隊。年紀最輕的余振發和槍法最好的余小林是隊伍中的“前鋒”，他們要趕著獵狗滿山追趕野豬，在發現它的第一時間狙擊。于金龍負責追蹤，找到野豬進山的路線。鄧榮清和余光根都六十多歲，負責守壩。鄧榮清把這個崗位形容為“第二線”。如果野豬躲過前鋒和獵狗的追捕，他們就要等在野豬逃跑的必經之路上解決它。
他們在一起合作5年了。“我們就像兄弟一樣，”鄧榮清說，他是隊伍中的老大。如果有人在打獵中受傷，獵物換來的錢就全給受傷的人治病。他們一起買了聯網的電話卡，相互之間打電話不要錢。
多年在山林里和動物追逐，他們的技藝和裝備都在不斷更新。從前的土槍15分鐘才能放一槍，現在獵槍一分鐘可以放四槍。從前晚上打獵都是在準星上纏一根白色的棉條，現在可以帶頭燈打。從前用竹哨互通信息，現在換成了手機。
但一些基本原則沒有改變。鄧榮清的父親告訴他：梅花鹿、穿山甲不打，因為對農民和莊稼沒有傷害。豺狗要避開，它對著你叫你就會倒霉。而且它吃動物，對山里人有好處。打幼崽不經濟，肉太少不好分。上半年一般不打獵，因為立冬以后動物的肉才好吃，野兔除外。進深山打獵，早上十點以前不能東問西問。
沒有人能比獵人更了解大山的美妙。再過一個星期，他們會進入海拔約800米的深山里。站在山巔，云霧繚繞，植物像瀑布一樣懸掛在峻峭的石壁上。
和這里相比，“千島湖這邊根本不算風景。”余振發說。他是隊里最年輕的成員，今年40歲。從他身上可以看到獵人們年輕時的身影：瘦小，精悍，好斗，喜歡在山林里游走。他的妻子比他小20歲。鄧榮清說，因為喜歡自由自在，獵人們都很晚結婚。
最后的獵人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打獵是鄉民和野獸爭奪山林資源的手段，又像是場盛大的鄉村集會。打到獵物，見者有份，上山圍獵的人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后成為一支二三十人的龐大隊伍，浩浩蕩蕩在山里呼喝。鄧榮清的父親也是一個老獵手，出獵一次半個月，回來兩手空空，打到的獵物早就被偶遇或跟隨的村民分食干凈。對一個家庭來說，“打獵的都是敗家子。”鄧榮清的老婆說。
但獵戶因此贏得鄉里人的“尊敬”。他們自稱是鄉里的“強者”。在鄉村社會，面臨土地、宅基地等家庭利益時，爭奪總是很激烈。“沒人能占我的便宜。”鄧說。他曾經三次被選上村長，但他都不當。現在村里有什么大事，村干部都要來家里和他商量。甚至整個鄉村社會的管理都是以他們為樞紐。鄧榮清沒有任何職務，但經常會有公安局、鄉政府的人來找他溝通。“如果能管好我們，也就可以管住下面。”他說。
他們很可能成為最后的一群獵人。他們和野獸之間的角力出現了很多連這些“強者”也無法控制的變化，這些變化正在威脅著狩獵的基本資源：獵槍、子彈、狩獵地帶……
鄧榮清家曾經有6支土槍。鄧榮清帶著兩個兒子，一晚上可以打回好幾只獵物。1994年，國家統一收繳農村自制土槍。1998年發放狩獵證，鄉里每100個人中只允許2個持槍名額。
國家要求他們配備300塊一個的鐵質槍盒，裝25發子彈的皮質子彈袋，圍在腰間沉甸甸的一排。他們隸屬公安局的保安科管理，公安局的人有時突然進村抽查：獵人們的槍是否鎖在槍盒里，是否有給槍管上油、擦亮。他們每年上繳50塊的林業資源費，30塊管理費。
為了買到子彈，鄧榮清要寫好申請，去鄉政府和派出所蓋章，縣公安局治保科審批，再到杭州市公安局開許可證和準帶證件，最后才能在西湖邊的彈藥專賣店買到子彈。跑完所有程序，要在千島湖鎮和杭州市呆一個多星期。鄧榮清總是一次買好三年的彈藥，因為彈藥靠調撥，并不是隨時都有。今年杭州市西湖區的打野豬專項行動還沒有落實子彈。浙江省民用槍支彈藥調撥管理中心主任姜根旺告訴記者，狩獵行動將因此推遲一個月。
追逐的范圍也在受到控制。打獵經常要追過好幾座山。
余小林，以前為了生存而打獵，曾走遍半個中國。后來他一路尋找信仰，先在福建參加臺灣傳過來的佛教，然后回鄉里創辦當地的基督教。做起來后，又覺得鄉村宗教都是騙錢的，遂專心打獵。他說這是他惟一的信仰。
1998年以后，獵人不能帶槍跨地狩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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