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運城市假記者猖獗。8月28日上午，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稽查大隊執法人員在該市禹都收費站設點排查，兩個小時內，查出持偽造證件的假記者9名。今年8月4日，稽查人員在209國道運城市萬榮縣通化收費站檢查，3個小時內，查出19名假記者，查扣仿制、自制新聞記者證及新聞采訪牌20多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局就查獲假記者30多人。
卡車司機持有記者證，要求收費站免費
“許多車，甚至一些卡車的司機都自稱是記者，要求免費通過收費站。”209國道萬榮縣通化收費站工作人員介紹，每天拿“記者證”要求免費過卡的人就有四五十個，工作人員無法判定其所持證件的真偽。
假記者如此猖獗，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局于今年7月決定，開展打擊假記者專項行動。
8月4日8時到11時，在通化收費站，共有20人持記者證要求免費過關。這些“記者證”，除1人所持的廣電部門頒發的記者證合法外，其余均為假證。執法人員查扣了仿制、自制的新聞記者證及新聞采訪牌20多個。
8月28日上午，稽查人員來到禹都收費站設點排查，兩個小時內，查出持偽造的山西某報和電視臺證件的9名假記者。
在沒收的假記者證中，有假冒各類正規媒體的證件，也有的證件上面寫的單位根本不存在或為非法機構。但是，這些“李鬼”式的證件，外形、顏色都與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正規記者證極為相似。
在《記者證管理辦法》中，并沒有相應的處罰條款，執法人員只能對一般的“假記者”進行教育，并沒收、銷毀他們所持的假記者證。
而涉嫌搞“經營”或敲詐的假記者，則被稽查人員移交公安機關。8月27日，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稽查大隊執法人員接到群眾舉報后，抓住了自稱“科技農業報社絳縣工作站站長”的假記者趙某。趙某的證件上蓋著“科技農業報社”的公章，而這份“報紙”其實只是山西某大學辦的內部資料“科技農業”。經查，這個未經省、市、縣文化新聞出版部門審批和備案的“絳縣工作站”，于2007年4月26日設立，還在當地電視臺播出了廣告，要“招聘熱心報道農業科技的特約記者和特約通訊員各10名，并頒發記者證和工作證”。目前，此案正在審理。
假記者“叫板”新聞出版局
8月4日，在209國道萬榮縣通化收費站，一名手持“××月報”介紹信的假記者引起了執法人員的注意。
此人開著一輛面包車，“咋看咋不像文化人”，過卡時拿出一張介紹信，要求免費通行。執法人員上前查看，這張由“××月報社運城工作站河津分站”開具的介紹信，上面寫著：“賀某等壹人前往你處聯系(辦理)組稿、廣告、發行、通訊聯系。”
根據規定，任何媒體不得在縣級行政區域設立工作站或記者站，而且，“××月報”是非法出版物，執法人員當即沒收了“介紹信”。
司機委屈地說，這封介紹信是從“××月報”采編部副主任馮杰手里買下的，價值1900元，“就圖過收費站免費”。
根據司機提供的情況，執法人員隨即趕往“××月報社運城工作站河津分站”。
有意思的是，該非法工作分站辦公地點竟設在河津市交警大隊院內，只有一間房、一張床和一套桌椅，灰塵遍地，一片狼藉。
左等右等不見馮杰蹤影，執法人員只得向河津市文化新聞出版管理局通報了有關情況，然后離開河津。
一小時后，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
一名“器宇軒昂”的中年男子，駕駛著一輛本田轎車，徑直來到河津市文化新聞出版局，“要求采訪”，該男子嚴肅地說：“我要看看你們如何整頓文化市場。”
來者正是馮杰，緊隨其后的是一名年輕的“女助理”。
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管理局執法人員聞訊，立即原路返回。在對馮杰進行筆錄時，同行的女子見勢不妙，準備開車溜走，也被執法人員阻止。
執法人員隨后檢查了馮杰的隨車物品，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一張密密麻麻的電話表上，集中了河津所有大小煤礦老板的名字，備注一欄分別寫有“已去”或“未去”。
此外，還有幾盤神秘的黃色錄像帶，里面的內容不堪入目，鏡頭上的“男主人公”居然就是馮杰，而女主角則各有不同。據馮杰交代，這些女性均為“××月報社運城工作站河津分站”招聘的工作人員。
令執法人員吃驚的遠不止這些。
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稽查大隊隊長宋小釗介紹，“光是蓋著公章、貼有他照片的證件就有3個”——××月報社的工作證，職務為采編部副主任；《××導報·金三角新聞》的新聞采訪證，職務為記者；“消費×報中國扶優打假導刊”采訪證，職務為記者。
“此外還有若干張票據。”宋小釗說，這些票據幾乎全部是開給各煤礦的，數額不等，開票日期從2006年4月至今，總額已超過10萬元。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形勢，馮杰依然牛氣十足，他向辦案人員一一散發“軟中華”，未奏效；又一一列舉運城多位知名人士，稱“都是我的哥們兒”，辦案人員仍不為所動。
最后，馮杰終于將口氣放軟：“一場誤會，能不能商量商量？”
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稽查大隊隨即對馮杰作詢問筆錄，馮杰雖然承認執法人員在通化收費站查到的“介紹信”是他所開，開“介紹信”時收了1900元的“押金”，但他同時理直氣壯地認為：“我是有單位的人，只是沒有拿到新聞出版總署的記者證而已”。
“馮杰所說的單位，本來就是一個非法出版單位。”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稽查執法人員說，“馮杰卻把它作為招搖撞騙的靠山，甚至按時繳納費用。”
這一點，馮杰也承認：“我每個月上交總部1500元，逢年過節照交不誤，社里不給撥一分錢，還要我們上交，不想辦法怎么養活一大攤子？”
案件隨即被移交到河津市公安局。目前，本案仍在進一步調查之中。
運城“最牛假記者”
“馮杰的出現，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運城市文化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董剛說。
據了解，48歲的馮杰在河津已經當了五年“記者站長”，成為運城市“最牛的假記者”。
但是，馮杰所持的記者證，明眼人一看便知漏洞百出，為什么始終暢通無阻？
“屢屢得手，時間長了，他自己都以真記者自居了。”河津當地新聞界一位與馮杰熟悉的記者說，“許多老板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客觀上慣壞了馮杰這樣的人。”
“運城的假記者也不少，為什么你的名氣那么大？”在河津市看守所，記者見到了馮杰。
馮杰比較健談，他做了一個堅定的手勢，“很簡單，先做人，后做事，人做好了，錢自然來了。”
“老板的錢真的那么好賺嗎？”
馮杰回答說：“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客戶是上帝，要千方百計，投其所好。”
馮杰說，“××月報社運城工作站河津分站”建于2002年，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拿著××月報社的工作證，對當地公、檢、法、司及其他政府部門進行專題采訪，然后以大篇幅進行報道。每次采訪完畢，他都要連夜趕稿，“寫出的稿件，編排一個字都不改”。每個專版內容，由于緊緊圍繞“客戶”喜好，“他說咋寫就咋寫”，“客戶”往往非常滿意。
馮杰特別強調說：“這樣，紅包自然來，我沒有強要，是他們自愿給的。”
隨后，記者采訪了一位曾經接受過馮杰采訪的河津老板，他指著一摞堆在辦公室角落、布滿灰塵的雜志和報紙，向記者苦笑：“他們整天打電話，纏得你根本沒辦法；不給錢，寫出反面的東西怎么辦？幾千塊錢就算送了瘟神。”
馮杰知道運城正開展打擊“假記者”行動，但他并不認為自己屬于打擊對象。
知名度甚高的“資深記者”馮杰被抓后，在河津乃至運城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很多熟悉馮杰的煤礦老板私下里感慨：“怎么也想不到，這么牛氣的記者，竟然是假的。”
目前，馮杰因涉嫌詐騙被刑拘，但他對此滿不在乎。馮杰告訴記者：“你最好不要寫，我過幾天就出去了。”
“你為什么這么肯定？”
“我們僅僅是一場誤會。”馮杰笑著說，“咱們都是同行，你不怕寫了給記者這個行業抹黑嗎？”
“打假”烽火燃遍山西
2005年以來，打擊假記者的專項行動在山西臨汾、呂梁、大同、運城等市陸續展開，尤其是呂梁，在2006年秋天，“100天揪出80名假記者”，其中，44人被移送司法機關。
不久前，呂梁第一起“假記者案”一審宣判。杜海鷹、薛艷軍采用在新聞媒體曝光的手段要挾他人，索取人民幣兩萬元，其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杜海鷹、薛艷軍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有期徒刑一年。
去年11月5日，杜海鷹、薛艷軍分別持山西畫報社新聞采訪證和中國法治新聞工作證，在呂梁市柳林縣寨東煤檢站用攝像機拍攝畫面。其后，杜海鷹寫了稿件，與煤檢站負責人聯系，以在新聞媒體上曝光相威脅，向該站索要了現金5000元。事后杜海鷹分得3000元，薛艷軍分得2000元。同年11月9日,杜、薛二人在孝義市溫家莊超限檢測點，用同樣的手段，要求該檢測點支付3.5萬元至4萬元的版面損失費。檢測點工作人員將現金1.5萬元送到兩人居住的賓館，杜海鷹收了錢款。呂梁市文化新聞出版局獲悉后，立即前往查證，確認兩人的證件為非法證件，杜、薛二人系假記者。
在呂梁，假記者層出不窮，“前赴后繼”。
今年8月29日，呂梁市離石區警方公布一起假冒中央新聞媒體記者敲詐勒索案件。犯罪嫌疑人趙永明、王富平假冒中共中央《求是》雜志子刊《小康》記者，以要挾在新聞媒體上曝光的手段在離石索取錢財、招搖撞騙。警方將兩人成功抓獲，現已將兩人依法刑事拘留。
8月9日，趙永明、王富平駕駛一輛三菱越野車駛進離石區交口村委辦公室，拿著攝像機，假裝采訪新農村建設中的有關問題，當天向村辦某企業索要港幣1萬元。8月11日,他們又向村干部索要20萬元現金。村干部感到其中有詐,便向離石警方報警。8月12日，趙永明、王富平被抓獲。
經審訊，趙永明是離石區西崖底村農民；王富平是柳林縣王家寨村個體司機。案犯交代，今年以來，兩人先后流竄至忻州市及呂梁市的中陽縣、柳林縣、離石區、臨縣等地，以在媒體上曝光要挾，大肆進行敲詐活動，先后敲詐中陽縣某煤檢站1800元，向討要拖欠工資的農民工索要6000元好處費。
8月16日，山西省轉發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和新聞出版總署關于開展整治假報刊、假記者站、假記者、假新聞專項行動的通知。隨即，山西各市紛紛采取措施，打擊“四假”。 (高山 《山西晚報》記者 郭風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