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改改出市場空白
為規避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匯率風險，企業一般可通過兩種途徑化解：第一，通過產品創新和增加附加值的方法，增強自身競爭能力。第二，選擇以合適的計價貨幣來對沖匯率風險，或是通過轉移價格成本轉嫁匯率風險。
匯改之初，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各種場合屢次強調，匯率改革后將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及金融產品。之后，央行也相繼推出了一系列匯率調整配套措施，包括人民幣做市商制度、外匯一級交易商、詢價交易方式、遠期、即期、利率掉期、銀行間人民幣外匯掉期交易等多項舉措。
去年11月25日，為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減輕外匯占款，央行推出更多外匯掉期：即期賣出美元，同時約定1年后以相同匯率買回美元，并相應收取美元與人民幣的利差補償。今年4月14日，中國放寬國內企業與個人參與海外金融市場的限制，QDII正式放行。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國的金融機構還將可以交易CME全球電子交易平臺交易的匯率和利率產品。7月1日開始，銀行的結售匯制度全面實行權責發生制。
然而，金融衍生產品僅有遠期結售匯和掉期業務的外匯市場難以滿足各交易主體的需求。一方面，遠期結售匯價格也不盡合理，掉期業務尚處于起步階段，期權、期貨、遠期利率協議、貨幣互換、互換期權等較高層次的衍生產品交易仍然是空白。
另一方面，企業在規避匯率風險時需支付高昂的成本。以出口保理業務為例，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可以提前收匯結匯，避免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但是需支付較高比例的保險費、手續費等。遠期結匯工具也是如此。由于價格過高，企業難以完全享受到避險保值的好處。
業內普遍反映商業銀行金融服務也需要改進，遠期結售匯業務所需文件資料多、手續麻煩、效率較低，影響了交易價格和交易量。
隨著市場參與主體對外匯風險管理意識的逐漸增強，對加強資產負債綜合管理的愿望也日益迫切，當前僅有的外匯衍生產品顯然難以滿足交易主體的需求。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譚雅玲向本報記者表示，“與國外相比，目前階段我們存在很多缺陷。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和企業在每年初都會有一個對本年度匯率的基本評估，而且有很多外匯衍生品，在這些成熟的機制下，日本企業在利用匯率手段規避風險方面時顯得非常嫻熟。然而，我們也有很多優勢，企業若存在疑慮，完全可以找銀行解決。”
“并不是說匯改一聲令下，所有配套措施都立即到位，這是一個逐步達到的過程。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需要政府和企業及社會各界來共同推動這項系統工程的建成，相應地，改革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也應該由社會各界共同承擔。”譚雅玲說。
深層影響逐漸顯現
今年7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06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上年同期增長11.3%，為1995年以來的最大增幅。
商務部7月10日公布，中國6月貿易順差為145億美元，連續兩個月創出單月新高，同時連續第26個月實現貿易順差。今年1到6月的貿易順差累計達到614.5元。
此外，根據中國人民銀行7月14日統計顯示，到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15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而根據相關數據，9411億美元的儲備額仍為世界第一。
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強勁，貿易順差大幅上漲，外匯儲備屢創新高，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進入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復雜的時期，資產價格大幅上揚、經濟是否過熱、是否出現泡沫已經成為焦點。而人民幣被低估一直被視為目前的復雜局面的根結所在。
市場預期，中國在3年來經歷的第二輪經濟過熱將促使決策者最終允許人民幣以更快的步伐升值，來為經濟降溫。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來自國際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7月10日，美國第74任財長——高盛前首席執行官保爾森在發表就職演說時表示，將繼續其前任未盡職責，包括繼續就人民幣問題向中國施壓。
有專家坦言，人民幣繼續保持升值態勢，是情理之中的。與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有著相當密切關聯，下半年人民幣升值進程還可能加快，可能會超過上半年的速度。一些經濟學家表示，中國可能讓美元匯率在年底前跌至人民幣7.5元的低點，而這意味著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將下挫7.1%。
不過，在近日召開的G8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重申，中國將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瑞銀稱，鑒于中國不愿在外部壓力之下采取行動，也不愿在有可能加劇傳言的情況下行動，7月底(7月21日是人民幣幣值重估一周年)至9月中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議)之間的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可能是人民幣加快升值的最好時機。
總之，無論如何，人民幣小幅升值將是長期趨勢。人民幣升值對各個層面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量變才能引起質變，這種影響也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經濟學家樊綱近日在一次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應該對人民幣作一定升值，但升值幅度不能太大，如果每年往上調3%、4%，就能夠為全球不平衡狀況做出巨大貢獻。
(稿件來源：國際金融報，作者：宋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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