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泡沫”關系，以移風易俗的耐心來等待現代社會的早日光臨
與“泡沫”相聯系的詞語通常都會引起人們的不安，像金融泡沫、房產泡沫，從這點也可看出，“人際泡沫”一詞，反映著人們一種悵然若失的心態。
無論是“人際泡沫”還是“城市里的孤島”，都存在一種視角——以宗法社會中的熟人交往原則為參照，觀照以陌生人交往為特征的工商社會里的人際關系。
身處“人際泡沫”中的人群，往往正是這樣一群身處尷尬的角色。傳統的鄉土人情網絡在他們身上已被完全剝離，他們帶著行李和夢想一頭扎入遠離家鄉的陌生城市，但這些城市并非真的那樣公平，熟人社會的行事規則在這里仍然生命頑強，與這些“原住民”相比，身處“人際泡沫”中的人往往需要花費更多的成本才能辦成一件事情。
來自吉林延邊的李貞愛和男朋友都在北京工作。今年的五一，他們回老家舉辦了婚禮，儀式隆重而熱鬧。而在北京，新婚夫婦只請了新郎單位的幾位同事吃了一頓飯，對于自己的同事，李貞愛只是分發了一些喜糖。
“單位里的同事流動性大，邀請人參加婚禮反而會引起對方的不便。索性就不請了。”李貞愛的這種心態，正反映了處于兩種文明夾縫中的社會環境中，人們處理人情往來的復雜與無奈。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雙方父母的堅持，在家鄉的婚事操辦也會被他們省去，家鄉的社會網絡對他們來說已經涉及甚淺。這種關系頗有些類似于農村與集市中人們所采用的不同行為準則。
費孝通曾這樣闡釋中國人的鄉村與集市所隱含的行為邏輯：
“在我們鄉土社會中，有專門作貿易活動的街集。街集市場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場上，各地的人到這特定的地方，各以‘無情’的身份出現。在這里大家把原先的關系暫時擱開，一切交易都得當場算清。我常看見隔壁鄰舍大家老遠地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換清楚之后，又老遠的背回來。他們何必到這街集上去跑這一趟呢？在門前不是就可以交換的嗎？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為在門前是鄰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
可見，這“村子”與“街集”的跨度間，彰顯的正是兩種社會人際關系的形態差異。
中國的傳統社會網絡是以個人為中心，向外逐漸擴展，從關系最近的家人、到親戚、朋友、鄰居、同事，一層層擴展開去。每個人的關系網絡看起來都像是一個同心圓，由親到疏，由近及遠。
同心圓里的群體彼此間界限并非分明，每一個身處其中的成員都可能同時擁有兩種以上的身份。比如父子之間可能還是同一單位的工友……
這種關系的大量重疊讓每個社會成員間的聯系都異常緊密，在平時接觸的過程中任何一個人都會成為“熟人”。以至于在整個社會網絡中各級之間盤根錯雜，任何兩點之間都會發掘出藕斷絲連的聯系。
在這種社會狀態下，公私之間沒有明確劃分，很多公事是在“串門兒”的過程中解決的。個人的隱私權在這里受到了最大的壓制，人們很少獲得匿名發表言論的機會，彼此之間熟知對方的底細，無論是在處理家庭關系還是在公共場合，都必須考慮自己的一言一行，以防別人的品評給自己帶來傷害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私領域最大程度地為公領域讓位。
正是在這種社會網絡中，傳統中國僅靠道德的標榜就可以治理偌大的一個國家，在威權不足以觸及每一個鄉村角落的局限下，道德力量的約束在每一個社會成員身上都有所滲透。憑借于此，集權統治憑借極小的成本便在中國穩定運行了2000余年。
以熟人社會作為社會關系網絡特征的傳統中，儒家倡導的五倫(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成為指導人與人交往的社會準則，而如何與陌生人打交道則完全不在此列。
隨著工商社會的發展，陌生人社會特征開始呈現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所謂“人際泡沫”中的成員便是這個交往群體中的主體。在他們身上，同心圓式的關系網絡開始發生改變。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事……每個群體形成大小不等的橢圓形，除了作為中心的個人外，這些群體間很少會有交集。
這種疏離的社會交往環境擴大了社會成員的私屬空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隱私權。
你可以老死不與鄰居往來而不會被視為怪異，你可以在街頭手舞足蹈而毫不擔心別人對你的評頭論足，你甚至有更多的機會來匿名表達觀點……總而言之，人們的私領域被空前擴張，從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這種進程并非像人們想象中的那樣至善至美。“人際泡沫”一詞的色彩本身就顯示了人們在這個過程中的迷茫與煎熬。
這種痛苦跟轉型期的很多社會問題一樣，原因在于原有社會支持系統的廢棄以及新系統的尚未健全。
毫無疑問，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以“熟人”作為社會約束力量的傳統社會會進一步向“陌生人社會”轉變。而在以宗法制為基礎，在中國運行了2000余年的信任機制失效之后，用什么來重建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成為一個更為復雜的話題。
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泡沫”關系，以移風易俗的耐心來等待現代社會的早日光臨。但傳統社會網絡中依靠“人脈”獲得的資源支持和情感慰藉，在這個直面陌生人的時代里，該由什么樣的方式來取代？
這種社會支持的建立，不是一個依靠等待來解決的問題，更不是單靠“以法治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曉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