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決定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們在那條蜿蜒崎嶇的長征路上，破險阻重重，越關山無數，重新撐起一個古老民族不屈的脊梁。這場挽狂瀾于即倒、扶大廈于將傾、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歷史走向的長征，堪稱是一個驚人的奇跡，一部壯美的史詩。
每當追尋起這段歷史，我總覺得自己是個幸運兒。因為家庭的原因，我從小就生活在創造奇跡、書寫史詩的革命前輩們身邊，經常聆聽著他們生動的訴說，感受著那份綿綿不息的長征情懷。
從我8歲開始，我的母親邵華就帶著我一一拜訪葉劍英、徐向前、楊成武、王震等眾多曾經親歷長征的革命前輩。每當回憶起那些烽火連天的歲月，老前輩們都無一例外地愛給我說長征故事，以及爺爺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那一幕幕生動的長征畫卷從歷史深處走來，向我徐徐展開，成為我兒時最珍貴的記憶。
70年彈指一揮間。當這些親歷長征的革命前輩隨著時光的流逝漸行漸遠之時，我總認為這些偉大的背影不應該淡出現代人的視野，那份彌足珍貴的長征精神更應該世代傳承，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精神財富。于是，我開始背起行囊，拿起紙筆，用心靈去重新追尋那些偉大的背影。
這些年，我和母親邵華曾經先后三次重走長征路，五訪延安城，多次實地考察赤水、大渡河等長征舊址。一路行來，一路感動。1996年，我和母親一同來到寧夏單家集。當地一名回民村長握著我的手，激動地告訴我，1935年爺爺毛澤東率領紅軍長征曾經路過此地，因為紅軍紀律嚴明，所以贏得當地回民擁戴。村長對我說，當時他的父親把我的爺爺迎回家里住。晚上，我爺爺在院子里給鄉親們暢談紅軍長征抗日救國的道理，深入淺出、明白生動，深深打動了大家的心。而爺爺在此用過的一些物品，也被鄉親們保存下來，成為寶貴的歷史見證。后來，在爺爺誕辰100周年前夕，村長特意打電話告訴我，為了紀念紅軍、紀念爺爺，鄉親們自發集資修建了一個兩米高的大石碑，上面書寫著三個大字：“救人民”。
談及這件事，媽媽邵華感慨萬分，她語重心長地告訴我：爺爺生前就經常把“不忘記人民”這句話寫在紙上，來教育她和父親毛岸青永遠不能脫離人民，永遠不能忘記人民。
1996年，我和母親，以及一些老將軍來到紅軍長征會師地——甘肅會寧。當時，得知毛主席的親人以及一些老紅軍要來，會寧縣城老百姓沸騰了，夾道歡迎。看著如潮的人群，握著他們熱情的雙手，我深深地感受到當年那種軍民一家、魚水情深的樸素情感，這也許同樣是長征留給后人的一種財富、一種思考吧！
重走長征路歸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我想永遠銘記這段情感的沖擊，并期盼與更多的人分享；我想記錄下長征的壯美，更想追索漫漫征途背后一個民族頑強的精神曲線。
在母親的鼓勵下，我步入學術的殿堂，先后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共中央黨校和軍事科學院，開始對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以及毛澤東軍事思想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這些年來，結合自己3次重走長征路的經歷，以及與眾多革命前輩的珍貴訪談，先后撰寫了《爺爺毛澤東》、《親情的紐帶》、《爺爺激勵我成長》、《我說長征六個“八”》等著作，向讀者系統介紹了紅軍長征途中各次戰役戰斗、重要會議、各紀念地、毛澤東詩詞創作、長征中的謎團等內容。而我所撰寫的博士論文《毛澤東戰略進攻思想研究》，也獲得了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在從事長征研究時，平靜幸福的家庭生活也給了我莫大的關懷與支持。我的兒子毛東東現在已經兩歲半了，巧合的是，他出生的月份和日子與我的爺爺毛澤東完全相同，而且小家伙現在已經能夠熟練地背誦《七律·長征》。看來，他也將注定會與長征有一份不解的情緣。
除了埋首于學術研究，這些年來我還借助報刊、電視、網絡等媒介，就如何弘揚長征精神與更多的人進行交流。最難忘的是，與大學生朋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與探討。僅近兩年，我就先后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等10余所高等院校作關于長征的報告。每一次，面對眾多的莘莘學子，我總是對他們說起同樣一段話：長征對于年輕人而言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思想寶庫，無論社會如何發展變化，無論面對的挑戰如何艱難，只要重溫這段歷史，真正了解長征精神，懂得自己的歷史使命，并以此堅定理想信念，那么我們終將無懼任何艱難困苦。盡管交流中偶爾也有各執己見、觀念不盡完全相同的情況，但我真切感受到他們對長征的摯愛與敬重。因此，我經常告訴自己：在追尋長征精神的征途，有眾多的年輕人與我同行！雖然生活經歷、興趣關注各有不同，但是對于那些遠去的偉大背影，我們卻擁有同樣的敬仰與懷念，因為長征已經成為我們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圖騰。
(文載《解放軍報》；作者：宋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