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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會要成功舉辦，安全是關鍵。而與安全緊密相關的就是反恐。

　　談到反恐，由于我國所處的實際政治環境和東道國的地位，沒有人會懷疑反恐的必要性，也沒有人會懷疑它的重要性。

　　【兩個方面】國外恐怖分子和國內不法分子

　　奧運會安全方面的主要風險，就是恐怖襲擊。以前我們談反恐，注意力只是放在如何防止恐怖分子對我國可能從事的恐怖活動方面，但奧運會不一樣。

　　作為東道國，不只是要防范針對我國的恐怖活動，而且還要防范外國人針對外國人發起的恐怖活動。

　　所以，北京奧運反恐有兩個方面：一是防止國外恐怖分子在我國針對其他國家運動員的恐怖活動；二是防止我國的不法分子或我國在境外的人員針對我國發動的恐怖襲擊。

　　恐怖活動是一種國際性質的國際犯罪行為。由于奧運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項體育賽事，是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人士溝通思想、交流文化、聯絡感情與歡樂的盛會，自然也是恐怖勢力制造影響、進行搗亂的重要機會。因此，恐怖活動屬于國際性犯罪的性質在奧運會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

　　奧運會是世界上最大的賽事。期間，各國參賽運動員、各國政界要人以及旅游觀光者都會云集北京，這對防止國外恐怖分子的進入造成很大困難。

　　同時，由于奧運會在全世界所必然造成的巨大影響力，又會使得國外的恐怖分子覺得是個難得的機會，從而鋌而走險，前來北京實施恐怖活動，以求得最大的新聞效應和公眾心理震撼效果，或者要求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主要威脅】“東突”“藏獨”和“法輪功”

　　我國所具有的政治環境因素與奧運會的開放性質一起，增加了奧運期間反恐的復雜性。

　　北京奧運反恐對世界安全至關重要。

　　但對恐怖分子來說，我國的潛在目標似乎又很多。奧運會的轟動效應，會促使我國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在奧運期間設法制造血腥恐怖暴力活動，以達到要挾政府滿足其非法要求或提高其國際“知名度”的目的。

　　從我國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環境來看，北京奧運反恐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從形勢上判斷，北京奧運會安全風險，主要是要防范“東突”恐怖勢力、“藏獨”分裂勢力以及“法輪功”邪教組織等。

　　自上世紀以來，極少數逃到國外的新疆分裂分子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下，轉向以恐怖暴力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壞活動。一些“東突”組織公開宣揚要用過激的恐怖手段達到分裂目的，并策劃、組織了一系列爆炸、暗殺、縱火、投毒、襲擊等血腥恐怖暴力事件。

　　“藏青會”長期以來都一直在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它是達賴集團“藏獨”目標的主要實施者。從“藏獨”的活動來看，達賴集團這些年的分裂活動更加猖獗和肆無忌憚，同時也更加血腥和暴力。

　　達賴本人就曾表示：2008年是關鍵的一年，奧運會也許是藏人的最后機會。這表明他企圖“綁架”北京奧運會，迫使中國政府在“藏獨”問題上讓步。

　　今年3月14日以來在部分藏區發生的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打砸搶燒事件，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破壞北京奧運的企圖。

　　“法輪功”邪教組織這些年可以說是“逢中必反”，該組織的頑固分子尋求與我國政府立場的根本對立。這一性質決定了他們在北京奧運會期間也有可能會鬧一鬧，自然也不能排除其采取恐怖襲擊行動的可能性。

　　此外，境內外敵對勢力干擾破壞、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也構成了北京奧運安保主要和潛在的威脅。

　　另外還要看到，恐怖活動是國際性的犯罪行為。“東突”和“藏獨”分裂勢力與“法輪功”邪教組織等，它們與國際上的恐怖組織或反華勢力也都有聯系。

　　例如，“東突”組織是一個危險的恐怖組織，他們極端與殘忍，對無辜平民沒有任何的同情心。

　　從道理上講，“東突”組織與國際極端恐怖組織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這也是“東突”組織具有危險性的原因。

　　當今世界的國際恐怖威脅，主要是以“基地”組織為主，把世界各國的恐怖組織和小型恐怖集團整合在一起，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聯系網絡。他們相互之間的交流工具主要是互聯網。他們擁有網站、網絡電話以及博客等。通過對互聯網進行監控，就能從中了解一些線索，了解其目標和能動計劃等。

　　“9·11事件”后的發展表明，“東突”組織與其他國家的“基地”組織有聯系，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恐怖織也有來往。

　　顯然，“東突”組織與這些組織的聯系不只限于語言層面的鼓動，而是在實際操作層面，比如對人員的訓練、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為其重要首領提供保護等。

　　以上這些國內與國際因素的結合，無疑增加了我國在北京奧運期間反恐的復雜性。我們反恐，也絕對不能把“東突”等恐怖組織僅僅當成我國一國的問題，因為他們有國際支持。

　　【前車之鑒】慕尼黑奧運會血案

　　奧運會期間發生恐怖活動事件，在歷史上屢屢發生，教訓非常深刻。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發生在1972年德國慕尼黑奧運會恐怖血案。

　　1972年9月5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第20屆夏季奧運會上，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恐怖分子在漆黑的夜色掩護下，進入奧運村，劫持了9名以色列運動員和教練作為人質。并向聞訊趕來的德國警方提出釋放關押在以色列監獄的256名巴勒斯坦政治犯的要求。

　　聯邦德國政府向以色列政府轉達了恐怖分子的這一要挾，但被以色列政府拒絕。

　　國際奧委會授權國際奧委會埃及委員艾哈邁德·圖尼與恐怖分子談判，要求釋放人質。德國警方則保證恐怖分子安全離境，并同意支付巨額資金。

　　但在這些條件遭到恐怖分子的拒絕后，聯邦德國同意恐怖分子的撤離要求，用直升機將恐怖分子和人質運往斯騰費爾德布魯機場，然后轉機離境。

　　然而，就在恐怖分子從直升機轉向大型客機時，德國特種部隊向恐怖分子開槍。作為回應，8名恐怖分子炸毀了直升機，并殺死了所有以色列人質，恐怖分子也都被德國突擊隊擊斃。

　　1972年德國慕尼黑的悲劇發生之后，防范恐怖襲擊就成為各奧運會主辦城市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就曾直截了當地表示：“安全問題已成為當今體壇重大國際比賽的頭等賽事”。

　　正是北京奧運反恐所具有的國際性，我國組織力量預防和打擊恐怖襲擊，這還不僅僅是圍繞我們自己國家安全展開的活動，它同時也是對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貢獻。

　　朱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