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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奧運之后，發(fā)生了一場爭論，此后，體育理論界確立了以競技為中心的體育強國戰(zhàn)略

　　★ 本刊記者/楊中旭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04年8月30日，國內的權威體育媒體《體壇周報》在為雅典奧運會做盤點時，興奮地列出以下的論斷，“第一次奪得32枚金牌，第一次躋身金牌榜前兩名，第一次將獲金牌的項目拓展至13項，中國代表團在本屆奧運會上實現(xiàn)的三大歷史性飛躍，標志著中國體育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中國人可以堂堂正正地宣布：我們，已經是體育強國！”

　　轉眼，距離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只剩下不到2個月，東道主的優(yōu)勢、民眾的超高期望值，讓“體育強國夢”變得越發(fā)高漲。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崔大林卻在參加2008年“兩會”期間潑了一盆降溫的冷水：“基本上來說，我們還不是一個體育強國，我們應該現(xiàn)實、理性一些。”

　　被路透社稱之為“理性、現(xiàn)實”的崔大林講話，如果倒退二十四五年，也許會被扣上“右派”“階級斗爭”“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大帽子。

　　1983年，《國務院批轉國家體委關于進一步開創(chuàng)體育新局面的請示的通知》下發(fā)，“本世紀(20世紀)內成為世界體育強國”的目標獲得中央首肯。次年10月5日下發(fā)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發(fā)展體育運動的通知》中則這樣表述：最近，中國體育代表團在第23屆奧運會上取得了優(yōu)異成績，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破，它標志著我國已開始全面登上世界體育舞臺，踏上了建設體育強國的新里程。

　　一個學術思想的批判

　　sport不是體育，在中國體育界很少有人贊成

　　盡管是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熊斗寅第一次聽到physical education(體育)與sport(運動)不是一回事的說法時，仍然感到很新鮮。

　　當時是1979年中，時年53歲的熊斗寅在飯桌上聽到自己的朋友、東北師范大學體育系教授林笑峰的上述說法，覺得有必要“請大家都聽聽”。 在自我封閉了十數(shù)年的體育理論界，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體育運動)一直是一個不可分的詞匯。

　　熊斗寅把林笑峰請到北京市崇文區(qū)體育館路上的體科所禮堂，臺下坐著百余名體育界的官員和學者。林笑峰上來之后的第一句話就是：sport不是體育(體育教育)——這敲打了每一位與會者的神經——在這之前，中國體育界還沒有人這么說過。

　　講演中，林笑峰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學校體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競技體育(sport)要完全分開。事后看來，體育界很少有人贊成他，包括熊斗寅也表示反對；但在教育界，林的理論頗具市場。

　　接近30年之后，熊斗寅在崇文區(qū)的家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回憶：我當時還有另外一層意思，中國的體育理論界一直沒有學派，也沒有不同的觀點。如果林先生另創(chuàng)一派，百家爭鳴，一定會促進中國體育理論乃至中國體育的發(fā)展。

　　在林笑峰做這個講演的同時，體育界的舉國體制已經踏上了“文革”之后的新征程。

　　1979年2月的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體育業(yè)務工作上來，并確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的前提下，側重抓提高”的方針政策，初步形成了奧運戰(zhàn)略。1980年的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對此進行了完善，競技體育為工作中心的戰(zhàn)略正式形成。林笑峰的理論，顯然在和這種體制唱反調。

　　到了1982年，體育科學理論專題學術研討會在山東煙臺召開。林笑峰在會上再次闡述了自己的理論。時至今日，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系教授盧元鎮(zhèn)依然記得當時的場景：林先生上來就說，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是兩回事，把學校的體育教育和競技體育混為一談是說不通的。

　　時任北京師范大學體育系主任賈世誼則在發(fā)言中幫了林笑峰的忙：“中國體育概念不清、思想混亂、實踐盲目。”

　　反對者迅速發(fā)表不同意見。據(jù)盧元鎮(zhèn)回憶，就在林笑峰發(fā)言之后的第二天，廣州體育學院的一位教授在國家體委一位官員的支持下，登臺發(fā)言，指責林笑峰的思想“右傾”。

　　關于那一場爭論，2007年，晚年健康狀況不佳的林笑峰先生在接受《體育學刊》采訪時亦做過一次較為詳盡的回憶：我的發(fā)言惹起一些人的不滿，連夜組織人力寫批判的發(fā)言稿，廣州體育學院的那位先生上臺發(fā)言，指出我等的觀點是全盤否定中國30年的偉大成就，重洋輕中，思想反動。北京體育學院趙斌副院長當場問到：這是誰搞的發(fā)言，何必這樣上綱上線。臺下很不平靜，議論紛紛。

　　事情還沒有完，當時與會的國家體委一位負責人表示：要注意體育界的階級斗爭新動向。會后，她直飛北京，向國家體委黨組匯報此事。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黃中由于會議期間“立場不夠堅定”，受到了黨組的批評。

　　次年，在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煙臺會議的情況被寫成通報，遍傳全國。隨后，林笑峰在東北師范大學被暫停授課資格。

　　或許是林笑峰在教育界的影響，教育部向相關部門反映體委搞學術思想上的大批判(當時已不許再搞大批判)，相關部門就此檢查體委。體委的答復是：我們搞的是學術討論，不是大批判。

　　重壓之下的林笑峰放棄了東北師范大學的教職、戶口，南下廣州與盧元鎮(zhèn)成為同事，已是后話。

　　今年82歲的熊斗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場批判之后，我原先設想的不同體育學派百家爭鳴的局面再也沒有出現(xiàn)。他說這番話的時間，是煙臺風波26年之后。

　　全民族的盛宴

　　“中華民族一定能躋身世界體育強國之林”

　　1982年，印度新德里第9屆亞運會上，中國代表團以61枚金牌的成績壓倒了昔日強者日本隊的57枚金牌，一舉成為亞洲競技體育頭號強國。1983～1984年間，上海籍運動員朱建華連續(xù)3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紀錄，幾乎成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而另一支具有民族英雄色彩的隊伍中國女排，也在1981～1984年期間，實現(xiàn)了世界大賽的三連霸。

　　次年夏天的洛杉磯奧運會上，國家體委原預計可獲6～8枚金牌，但因前蘇聯(lián)和一些東歐國家抵制美國奧運會，中國代表團一舉卷走15金，金牌數(shù)位居世界第4，“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熊斗寅說。

　　佳績不斷的背景下，競技體育的勝利成為全民族的盛宴。

　　1984年8月4日，有“跳馬王”之稱中國體操名將樓云以19.950的高分獲得男子體操跳馬冠軍。細心的美國《僑報》注意到這是中國代表團的第12枚金牌。次日，一篇社論出爐：南宋岳飛被12道金牌召回，宋高宗喪權辱國；今日樓云喜獲第12枚金牌，為國增光。

　　當時在國家體委系統(tǒng)工作的盧元鎮(zhèn)回憶，奧運會舉行期間，來自華僑、駐外使領館、留學生的賀電源源不絕，“因為出色的成績讓他們在海外揚眉吐氣”。

　　奧運會后，霍英東先生設盛宴招待中國體育代表團。席間，霍英東突然站起來，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話說了句簡單的話：“我想拿出1億港元，作為發(fā)展祖國體育事業(yè)的基金！”語音剛落，全場掌聲雷動。

　　面對如此熱烈的氣氛，同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發(fā)展體育運動的通知》下發(fā)，通知的最后一句話是：中央相信，在體育戰(zhàn)線全體同志和全黨、全男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華民族一定能躋身于世界體育強國之林。

　　此前一年，也是五運會結束后不久，國務院下發(fā)《批轉國家體委關于進一步開創(chuàng)體育新局面的請示的通知》，兩次提到體育強國的概念，通知認為，在20世紀內要成為世界體育強國，還需作出艱苦的努力。

　　1986年4月15日，國家體委做出《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提出體育改革要以社會化為突破口，以訓練競賽改革為重點。但在事后看來，這一次體改“雷聲大、雨點小”，反倒是競技體育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強化。

　　就在同一個文件中，“以革命化為靈魂,以社會化和科學化為兩翼,實現(xiàn)體育騰飛”的口號提出，兩個“超前發(fā)展”理論(體育可以超越于經濟的發(fā)展,競技體育可以超越于群眾體育的發(fā)展)獲得正式確立。

　　2008年3月30日晚，北京體育大學一位薛姓教師把一本編寫于1985年，于2005再版年的《體育概論》交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手中。

　　翻開這本“體育學院通用教材”的第210頁，可以看到這樣的表述：所謂體育強國，是指在世界重大綜合性比賽的運動競賽中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以競技水平為最鮮明、最主要的標志。例如，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取得總體優(yōu)勢，名列前幾名(一般指3～6名)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