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進入一個關鍵階段。正如大會主席、墨西哥外長埃斯皮諾薩６日所指出的，《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問題成為大會的難點。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這份議定書在日本京都“誕生”。它是遵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精神而制訂的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執行文件。《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第一承諾期設置了具體的減排目標，并設立監督懲罰機制。但議定書尚未就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０年第二承諾期發達國家如何減排作出具體規定，各方期待坎昆會議能達成共識。

　　然而，１３年后的今天，少數發達國家卻對這份議定書何去何從提出質疑，對正處于重要關頭的氣候變化談判發出一個危險信號。

　　《京都議定書》堪稱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里程碑。自１９９８年３月開放簽字到２００９年２月，已有１８３個國家通過這份議定書，這些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６１％以上。可見，議定書代表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意愿，并且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其地位不容置疑。

　　《京都議定書》也是繼續推進氣候變化談判的起點。無論是“巴厘路線圖”還是《哥本哈根協定》，多年來國際社會從議定書出發推進氣候變化談判，凝聚共識非常艱難，每個成果都彌足珍貴。如果從這一基礎倒退而“另起爐灶”，則無異于前功盡棄，由此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更可能極大地挫傷氣候變化談判的努力。

　　少數發達國家以美國沒有加入《京都議定書》作為質疑其效力的借口，這種“向后看”的做法并不可取。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是國際社會批評對象，而不應成為效仿對象。

　　以新興國家沒有承擔具體減排目標為“擋箭牌”更站不住腳。首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已指明“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其次，新興國家自愿減排行動也已作出了巨大貢獻。比如，中國在“十一五”期間排放強度降低了２０％左右。坎昆會議各方指出，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有明確目標并采取了切實有效的行動，給其他國家樹立了榜樣。

　　從氣候談判的各項既有成果出發，凝聚最大共識，取得務實而平衡的進展，是國際社會對坎昆會議的最大期望。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京都議定書》是現實的基礎。

　　正如歐盟負責氣候事務的委員赫澤高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竭盡所能確保我們在已擁有的基礎上繼續建設，而不是花上幾年時間重新建造相同的東西。”印度談判代表維夏爾馬也指出：“我們必須驅散籠罩在《京都議定書》上空的陰云，因為我們不想看到坎昆會議成果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