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頻繁與外交人士、商業領袖和對外政策機構會晤，告訴他們，艾滋病不只是人道主義危機，如果僅僅把它交給窮國的醫療學校、衛生系統和民事機關來處理，它將抵消人類二十年來的一切經濟成果，并威脅全球安全。
突然，皮奧特發現自己開始有了聽眾。2000年1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和副總統戈爾把艾滋病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安理會為此舉辦了第一次關于艾滋病的峰會。2001年，聯大召開了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為期5天的艾滋病特別會議。在會后做出的20頁聲明中，以前對艾滋病問題持否認態度的國家此次也公開承認艾滋病是目前世界上對人類生命和尊嚴的最大挑戰，并承諾努力采取合適的措施控制其蔓延。
此后，事情有了轉機。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制藥者研制了雞尾酒療法，美國和歐洲的艾滋病死亡病例已大大降低。雖然這些藥物的成本已經大大降低，但發展中國家95%的艾滋病患者依然負擔不了，沒有機會得到治療。2002年，局面有了更新的突破。全球50個國家共同創建了全球抗艾滋病、肺結核、瘧疾基金。
2003年，美國總統布什宣布美國將單方實施一個為期5年、150億美元的防治預算計劃。世界衛生組織也與UNAIDS共同發起了一個全球性的治療艾滋病運動，計劃到2005年使300萬艾滋病患者可以接受治療，雖然最終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但兩年內接受治療的人數從40萬人增加到了130萬人。
沒有人否認艾滋病患者迫切需要治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特別派往非洲執行防治艾滋病計劃的加拿大人史蒂芬·萊維斯說：“到2006年，非洲只有不到10%的艾滋病孕婦接受了如何防止將病毒傳染給胎兒的教育，只有20%需要藥物治療的人可以得到相應的藥物，現在需要的不是無休止的會議和爭論，而是盡快把有效的措施落到實處。
然而，當醫療機構和社會活動家大聲呼吁引起社會關注艾滋病的同時，他們忽視了一個更大挑戰。艾滋病治療可以拯救生命帶來希望，但卻不是結束這種疫情的根本途徑，尤其是每年有500萬人成為新感染者的情況下。
國際艾滋疫苗行動主任塞斯·伯克利醫生說，如果我們不嚴肅對待這個問題，對醫藥的過度需求會寵壞了人類。疫苗、殺菌劑和其它新技術也許某天會使預防更加容易，但今日的工作一點也不比伊麗莎·恩谷吉發起第一次艾滋病防治運動時樂觀。當看到一個艾滋兒童需要治療時，人們很容易達成道德上的共識，但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信仰卻難以改變。
不過，皮奧特相信，可行的一致意見終可達成，關鍵在于找到所有人都贊成的立足點，他以呼吁夫妻之間的性生活要使用安全套為例指出，“愿意去爭論安全套和戒欲是否有效的人本身是熱愛生命的，如果我們都同意性不應該成為傳播死亡的途徑，我們就能互相體諒，并阻止傳播事情的發生。如果安全套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拯救生命，那么這種功能應該也可以推廣到其他情況。”
對目前艾滋病擴散的嚴峻情況來說，這種態度或許太過溫和。但皮奧特認為這一態度來源于實踐，而成功的種子也到處都是。烏干達、泰國和巴西防治艾滋病的行動是成功的個案，但東非和中非某些地區的艾滋病傳染率確實也在下跌，其中肯尼亞的艾滋病感染率比以前降低了一半。
皮奧特說：“事情正在改變，無論我走到哪里都看到，越來越少的男人和女人們感到無助和羞恥，整個社區伸出手來把他們的命運交還到自己手中掌握，如果我們能把這種態度和富國的資源結合起來，我想我們能在未來幾年獲得更大的進步。”如果這些進步能在馬熱戈出現，也能在任何地方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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