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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十四日舉行的“香江論壇”上，國民黨“立委”雷倩警告，如果光從兩岸來看，目前局勢尚算平靜，但如果從“中國大陸、日本、臺灣”三角關系來看，則非常危險，因為“臺灣有股很大的力量正在加緊勾結日本”，進行“聯日制中”的戰略部署。
雷倩所指的那股很大力量，就是“臺獨”勢力和扁政權。陳水扁近日接受《朝日新聞》采訪時，就極力吹捧“日本可在政治和軍事上擔當亞太政治和軍事領袖的角色”，并將臺海和平重點寄托于美日臺安全機制，企圖藉此提升推進“臺獨”的安全系數。
今年二月舉行的美日安保會議，即“二加二會議”，首次把臺灣問題納為雙方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之一，日本政府更首次明確將臺灣列入美日安保條約涵蓋范圍。當時島內有學者提點臺灣當局，“臺灣只宜低調竊喜在心中，喜色不要表現太明顯”。但扁政權“利”令智昏，禁不住心中的大喜，高調表示歡迎。“臺獨”勢力更認為這無異宣告臺灣與美日是“準同盟關系”，“在國際上體現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要求臺灣當局把握亞太戰略環境轉型的有利時機，大力推動和提升臺日關系，強調“面對中國的威脅，臺日兩‘國’必須更緊密合作”。
“臺日論壇”針對中國大陸
過去數十年，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一直態度曖昧，表現尚算謹慎，即使在一九九六年臺海出現軍事危機，日方仍相當低調。所以日本政府在今年二月首度公開對臺灣問題“沾鍋”，被視為對中國戰略及臺海兩岸政策的重大調整。有親日基因的扁政權確認這是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于是透過各種渠道和方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人脈關系手段，不遺余力地做日本工作。
今年九月五日至九日舉行的第四屆“臺日論壇”二○○五東京會議，就是討論如何強化臺日“準同盟”關系、“同心協力”對抗中國大陸的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亞洲新情勢及因應對策”，重點議題是“亞洲政治安保與各國之因應對策”，和“日臺關系之展望”，雙方對此次會議都非常重視，臺方由“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領銜，率領一行二十二人出席；日方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外務大臣柿澤弘治致辭，還有一百五十多名智庫學者、政府官員和各界代表出席。主要針對“中國崛起威脅”研究因應對策，雙方的基本共識，就是從安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加強合作，密切和提升日臺關系。
提出“臺日戰略機遇”論
這次會議的主要論點，就是認為世界政治的主軸，正從“全球反恐戰爭”轉向“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傳統主軸。強調中俄聯合軍事演習，已成為亞太各國的主要關切議題，“主導東亞區域主義之中國”勢必會阻撓日本在東亞合作中扮演核心角色，而日本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邦，故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角力趨勢下，美日與中國之對立將無法避免。日本學者認為，在推動東亞區域主義時，確保臺灣能參與絕對有必要。臺灣學者更強調，臺灣與美、日、韓等亞太周邊國家應建立更多雙邊安全對話；尤其是在此戰略環境轉型下，為日本與臺灣帶來罕見的戰略機遇，日本與臺灣應同心協力，建立戰略層次的對話協調機制。臺方還希望各國尤其是美日協助臺灣參與區域多邊安全組織，共同強化區域安保機制。
自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后，日臺關系已無官方層次，但雙方“外交”人員和經貿官員卻仍持續往來。自二○○一年起，日本政府公開支持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日本國會今年還通過給予臺灣人民永久性免簽證待遇。這次“臺日論壇”會議認為，在日臺關系持續發展下，“七二體制”已經不符合國際情勢發展對雙方關系帶來的挑戰和處理機制。隨著時間和環境變化，實有檢討與改變“七二體制”的必要性。可見這次會議的主旋律，就是公然挑戰“七二體制”，為“臺日勾結”制造輿論、鳴鑼開道。
早前有臺灣學者指出，臺日政治關系應該放在“美日臺”三角關系與“中國大陸、日本、臺灣”三角關系中來看待，臺日關系在“美日臺”三角關系中是上揚的，而臺日關系在“中國大陸、日本、臺灣”三角關系中則是停滯的，因為“七二體制”的一中原則，仍然限制著臺日“外交”與政治關系的互動。這個看法在一年前還可以，但自今年以來中日政治關系漸趨緊張，加上日本對臺灣的野心歷來比美國更大，無論從歷史或地緣來看，臺灣對日本的戰略地位，都比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更重要，再加上扁政權愈來愈熱衷于向日本“自動獻身”，所以近年來臺日關系在“中國大陸、日本、臺灣”三角中亦出現上揚。在最近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中國拒絕與小泉舉行雙邊會晤，而臺灣代表林信義則表示找機會與小泉會晤《美日安保條約》考慮納入臺灣一事，暴露了扁政府正利用目前的中日矛盾和沖突，加緊勾結日本建立“制中”的戰略同盟，正如雷倩所言，這是“臺灣最危險的道路”。
“小泉現象”并非偶然
小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在東海能源探采、釣魚臺主權之爭和臺灣問題上，不斷向中國挑釁；他月前改組內閣，又起用大批鷹派人物，揚言透過修改憲法，令日本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防衛廳“升格”為國防部。并全力推動美日軍事一體化，不斷深化美日軍同盟；最近還同意美國核母駐日，打破非核原則。凡此種種，都令中日矛盾走向激化。“小泉現象”，即其權力結構與政策走向與中國為敵之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錯誤歷史觀的必然現象。
中國在十四年抗日戰爭中苦大仇深，最后勝利只是“慘勝”，正如臺灣學者楊開煌所言“中國勝而無利，日本失而不敗”。這種歷史“悖論”，除了日本因素，還有美國因素和國共內戰的因素。戰后美國基于反共的戰略，沒有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徹底清理，還要扶植日本圍堵“共產主義陣營”。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亦提出對日采取寬大政策，包括：維護日本天皇政體，使日本戰后仍有精神領袖；放棄占領日本，以致日本軍國主義在軟、硬件方面都未受徹底清算和消除，東條英機等戰犯得以供奉于靖國神社就是明顯例證；同時放棄賠償要求，保存了日本軍國主義得以復活的元氣。
對于當年留下禍根鑄成歷史大錯，兩岸的中國人都要深切反省和汲取教訓。民進黨扁政府幾乎全盤否定蔣介石，卻唯獨繼承老蔣“聯日反共”的思想，而且演變為“聯日反中”。他們在對“聯美反中”漸感失望下，對小泉政府的強硬抗中立場感到驚喜和鼓舞，視為東亞“戰略環境轉型”、為“臺獨”帶來“罕見的戰略機遇”，抓緊“機遇”勾結日本當局和新軍國主義者。臺灣人民應該警惕，扁政權“聯日反中”比“聯美反中”更危險，因為無論從歷史觀還是地緣戰略來看，前者都比后者更易挑起臺海戰爭。(摘自香港大公報；作者：林修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