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組織和推動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在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和支持下開展的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沖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對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堅持黨的干部路線，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他順應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有關部門開展艱苦細致的工作，使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一輩革命家、干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得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受到廣大干部群眾高度贊譽。
他堅決擁護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在黨的十二大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鮮明地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重大歷史任務。他主持和參與主持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內的一系列關于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對外開放的重要文件，努力探索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為推進改革開放進程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十分關心欠發達地區的建設事業，經常深入老少邊窮地區，同當地干部群眾共商脫貧致富大計，促進這些地區的開發開放。
他堅持黨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注意發揮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推動科技、教育、文藝、新聞工作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他熱情鼓勵年輕知識分子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到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去，經受鍛煉，健康成長。
他堅持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政策，著眼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積極推進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他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為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他堅持推動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會上作的題為《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的報告，充分表達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他參與主持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調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發展黨內民主。他堅持黨的干部隊伍“四化”方針，大力推進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滿腔熱情地關懷和培養優秀年輕干部。他堅定不移地與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作斗爭，號召各級領導干部和中央機關在端正黨風方面發揮表率作用。
他堅持黨的外交方針政策，積極推動新時期我國對外交往工作開創新局面。他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明確提出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為恢復和發展我們黨同外國一些政黨的關系，為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新時期我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