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將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在此次“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從“發展”到“科學發展”，兩字之差，卻蘊涵深刻含義。可以預見，今后五年，把經濟建設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必然帶來人民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科學發展的成果也將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
依賴簡單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我國很多地區的大部分百姓迅速擺脫了貧困，并且實現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然而，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過渡的關鍵時期，我們迎來了一個“發展機遇期”的同時，同樣面臨著一個“矛盾凸顯期”。
一些企業和地方片面追求發展速度，屢屢造成污染事故，甚至嚴重影響當地生態環境，危及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企業改制等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為百姓帶來更為沉重的負擔，并且加劇著貧富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在追求政績的面子工程中，與民爭利的現象屢見不鮮……此類問題，已經與發展的根本目的相悖。
未來五年中，上述種種已經凸顯的矛盾，將在“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指導思想之下，發生深遠的改變。在“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5大類目標中，直接涉及百姓利益的內容就有3條：普及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城鎮就業崗位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貧困人口繼續減少；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衛生和環境等方面的條件有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取得新進展，社會治安和安全生產狀況進一步好轉，構建和諧社會取得新進步……未來五年，這些目標的逐步實現，直接帶來百姓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國家信息中心發展研究部戰略規劃處處長高輝清在評價“十一五”規劃時表示，過去，制定目標重點在經濟增長，把經濟增長的目標放到經濟計劃中。而現在，則將以人為本的社會目標放到其中。相對于過去來講，是個質的區別。
共同富裕：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十六屆五中全會閉幕后，有媒體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占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將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以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個新詞，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就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大步”戰略。但是，20多年來，“先富論”一直占據著最顯著的位置，“共同富裕”在絕大多數場合只能算是前者的一個點綴。
“十一五”規劃從多個角度論證了如何促進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特別是強調了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性，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十一五”規劃指出：要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采取積極有效措施，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使人民群眾享受基本的經濟公平。特別要高度重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這些論點的提出都為人們更加認同“共同富裕”的價值觀提供了啟示。
經濟學家胡鞍鋼分析認為，“窮人經濟學”將是“十一五”規劃的理念之一。未來五年，我國在追求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政策取向將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避免陷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社會失衡“陷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盧中原說：“‘十一五’期間，政府將從宏觀政策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今后政府新增財力將重點投向農村、農業和農民，而且增長幅度會大大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
一個社會只有努力縮小貧富差距，讓窮人們感到他們不是越來越窮，而是與多數人一樣正一步步走向共同富裕，這就離我們所設想的和諧社會越來越近了。
擴大就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
就業是民生之本、安國之策，也一直是中國面臨的一項嚴峻課題。
“十五”期間，中國城鎮就業狀況得到改善，每年新增就業人數呈遞增趨勢。然而，據有關部門預測，從2006年至2015年，全國城鎮每年將新增550萬勞動力；按年城市化速率1%，城市每年需要接納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1000萬人；國有和集體企業深入改革，再就業勞動力將有450萬人；加上往年積累的失業勞動力，城鎮每年需要解決就業的勞動力達2400萬人。而根據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實際就業崗位在1000萬人左右，就業人口增速快與就業崗位增速慢不相協調產生的就業難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對此，“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強調，要在鞏固“十五”期間取得的成果同時，不斷加大就業再就業工作力度，落實中央財政保障補助資金，繼續充分發揮市場引導作用，發展就業容量大的中小企業，并加強就業優惠政策和對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促進多種形式就業，建立促進擴大就業的有效機制。關于企業裁員問題，要完善機制，避免把富余人員集中推向社會，今后，企業裁員還將逐步依法直接納入失業保險或城市低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謝伏瞻指出，要想解決就業問題，應該從就業模式上增加它的靈活性，更多發揮中小企業，尤其是規劃建議中提到的服務業以及各類非公經濟在吸納就業當中的作用。加快建立政府扶助機制，健全就業服務體系。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指出，解決就業問題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面臨的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十一五”期間，我國將進一步完善就業政策，積極探索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就業的長效機制，預計將新增就業4500萬人。
看病上學：難題將逐步得到解決
五中全會在“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中關于解決民生問題的要求十分明確，切中時弊。
日前，記者在北京某著名醫院看病，給記者看病的那位醫生說，像這種常見的感冒癥狀，花1500元也是看，花20多元也是看，都能看好，關鍵是前者讓醫生和醫院賺了錢，受損失的是病人。這位醫生還透露，有些醫院的醫生因為開大藥方，每月能拿1萬元的獎金。
這位醫生說的現象，在全國普遍存在。近年來，藥品流通環節的混亂屢屢見諸報端。全國1.7萬多家藥品流通企業“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些企業對醫院院長、藥房主任、臨床醫生、藥劑科科長等搞“公關”，牟取暴利，并將“公關”成本轉嫁到患者身上，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群眾反映十分強烈的問題。
對教育，家長最舍得投資，因為家長可以吃得差點，但是對于小孩上學總希望上好一點的學校，而學校抓住了這一心理大做文章，讓老百姓把口袋里的錢掏出來。上學難、學費貴等問題令不少家長深為頭疼。
五中全會在“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中提出，“認真研究并逐步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普及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居住、交通、教育、文化、衛生和環境等方面的條件有較大改善”。按照這樣的規劃目標，老百姓的一些切身生活難題將得到妥善解決。
就如何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清華大學教授劉書林表示，醫院絕不能讓醫生去創收，國家應進一步深化醫療體制改革和機制改革，統籌解決這類問題。
針對如何解決由于教育體制上存在的弊病造成上學難、學費貴的問題，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教育部門開出了一個藥方叫“一費制”。“一費制”實際上是三個明明白白：“學校明明白白收費，家長明明白白交費，輿論明明白白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