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政策的制約下，中國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現實條件的有限而潛藏起來，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成為多數人能夠接受的事實。但對于高收入人群而言，這個外界的束縛卻被輕易地擺脫，巨額的財富使他們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實現這個意愿。(《國際先驅導報》8月24日)
只要沒有違反法律，富人們生育多少孩子似乎是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能夠付出因超生而交納的社會撫養費，人們就應該認同他們的特殊待遇。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當超生以特權形式出現時，富人生育給普通人帶來的是公平感的喪失和情感上的傾軋。
想要多生的并非只有富人。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是現有的制度使他們放棄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數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約束而不能自由實現時，富人卻可以通過特權順利地多生，這種境遇反差鮮明的對比，將破壞政策法規的公正和平等，使人們對計劃生育制度的合理性產生質疑。
當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必須接受，而且最終要將原因歸結為個人財富的多寡時，富人的超生特權就將對普通人的心理產生沖擊。在不能回避的比較中，人們會因挫折而埋怨時運的不濟；會因無奈而感嘆社會的不公。盡管，這樣的結果可能并非富人的本愿，但他們的地位和社會關注度決定了其行為的強大影響力。所以，人們能夠對窮人的超生報以同情，甚至歧視；但對于富人的超生卻深感羨慕和嫉妒。而一旦這種心理上的企望不能滿足，失落將帶來灼熱的內心煎熬。
所以，在面對超生特權的種種影響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富人們是否可以憑借財富逾越規矩。誠然，他們完全有能力支付應有的經濟懲罰，但是他們并不能把超生當成凌駕他人的特權。借用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外部性理論，富人的超生將對其他人產生負的外部性作用，人們從中受到的沖擊和產生的迷茫完全可以預見，并且無法避免。因此，富人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為，財富越多，責任越大。
以公平為由指責他人的生育似乎很不人道。但在規定了計劃生育的現實下，有限的社會撫養費根本不能彌補社會階層間出現的裂縫。對于政策的制定者來說，既然不允許人們自由地生育，就應該保證政策適用的公平，絕不能讓超生也成為富人階層炫耀財富，宣泄情感的特權。
【來源：紅網；作者：李劭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