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啟先生相識30多年了，是忘年交。”整整小啟功先生兩輪的北京師范大學辦公室主任侯剛說，他是啟功先生一生當中惟一的一名工作助手。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學校決定給所有老教授都配個助手。“當時好多老先生配的助手都是年輕人，啟功先生覺得配個年輕助手會‘耽誤人家的學業’，堅持不要；但是因為政協委員、書法家、文物鑒定家的身份又確實有很多事情要做，于是就由校長辦公室來幫助他處理事情，我是辦公室主任，所以就由我來幫助他處理學術之外的事務性工作。”
啟功先生幾乎給校辦公室的每個人都寫過字，包括司機，他似乎和每個人都沒有距離。“幾乎每次開會出去回來，先生都會主動跟司機打招呼說，‘我給你寫個字吧？’”侯剛說。
“他一生都特別寬宏大量，很慈愛。”啟功先生身邊的人跟記者說。據侯剛回憶，啟功先生從小受苦，1歲時父親就死了，10歲時爺爺又去世，啟功失學。爺爺的門生要捐錢供他讀中學、大學，他表示要自己找工作養活媽媽和姑姑，于是中學沒讀完就去找工作了。但是姑姑為了養育他，終生未嫁。
啟功先生和夫人章寶琛沒見過面就結了婚。但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啟功先生是滿族人，章寶琛也是滿族。啟功被打成右派時，兩人每月的生活費只有15元。章寶琛寧肯把首飾賣掉，也不愿讓啟功受苦。后來章寶琛染上了肝病，生活更加艱難。啟功于是白天去中華書局上班，晚上到醫院照顧老伴。
1975年老伴因病去世，臨終前向啟功吐露了一個秘密，說自己藏了他的一幅畫，用牛皮紙和塑料皮包著，埋在某個地方，這是文革期間啟功保存下來的惟一的一幅畫。
“經歷了這么多，你為什么還這么樂觀？”侯剛曾經問過啟功先生，他答道：“我從不溫習煩惱。人的一生，分為過去、現在、將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很短暫，很快也會過去，只有將來是有希望的。”
啟功曾經說過，他這一生有兩個恩人，一個是北京師范大學的老校長陳垣，一個是他的夫人章寶琛。為幫啟功找工作，陳垣曾經讓他三進輔仁。先是到輔仁中學教語文，校長得知他中學沒畢業，就辭了；再介紹他到輔仁大學美術系工作，但是輔仁中學的校長兼任了這個系的系主任，干了沒多久又辭了；最后介紹他到輔仁大學教大一國文，陳垣親自教了一個班，讓他旁聽，這才留了下來。“沒有老校長和老伴，就沒有我的今天。”啟功曾經感慨地說：“恩人走后，名譽、地位、錢都有了。但是我卻沒辦法回報他們。”不知是愧疚還是感佩，此后老先生很少有心情出門旅游。
一位曾經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與啟功有過接觸的先生回憶說，啟功是一位幽默的老先生。他很喜歡散步，學生們經常能看到他穿著“老棉猴”(北方的一種棉襖———記者注)在校園里遛彎兒，成為學校的一道風景。
因為老先生的書法非常出名，找他題字的人絡繹不絕，他常常被人們稱為“國寶”。后來，他就在門上貼了一幅字，上書“保護大熊貓”，結果，這個“護身符”最后也被人偷走了。
他還曾經寫過一幅“鵝”字，后來得知這幅字賣出了1000元的高價，從此就給自己冠以“一訛千金”的“美名”。
在北師大師生的眼里，啟功的第一身份還是一位教育家，因為從1933年開始他就始終沒有離開過講臺。“在國學大師中他是個通才，書法、繪畫、文物鑒定、碑帖樣樣精通。近期我們準備出一套30卷的《堅凈居叢帖》，選擇啟功先生藏帖中臨寫過的名拓本，還有他鑒賞過的、對帖有過評說如序、跋和眉批等的，以及先生珍藏的古字帖收錄。”侯剛說。
先生的書屋取名為堅凈居，“堅凈”二字就取自他收藏的一方硯臺，硯臺上留字：一勺之水取其凈，一拳之石取其堅。學生和老師們都說，“屋如其人”，或許這是記者今天聽到的對啟功先生最簡練和貼切的評價。(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吳珊李松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