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區(qū)張家灣，一處種滿了花草瓜菜的小院。“紅學家”馮其庸的家就在這里。他住在這里快10年了，隱居于此，只為潛心學問。
兩層小樓有6個書房
走進馮先生家的二層小樓，立即被滿室書香所吸引。樓上樓下，除了書房還是書房。就連二樓的走廊里也放著幾排裝滿書的書柜。
從一樓數起，馮先生共有6個書房，每個書房存放著不同類別的書。一樓有兩個，一個主要收藏戲劇和明清小說并兼做客廳；另一個收藏各種古董和藝術珍品兼做畫室，寬大的畫案上鋪著紙、擺著筆，隨時可以揮毫題字作畫。二樓的4個，分別收藏文學作品、線裝書和書畫作品、西部和敦煌文獻、歷史類和紅學類書籍。
在馮先生家中，西部和敦煌文獻可算是最全的。馮先生說，有些學者都到他家里來查文獻。“做研究一定要把所有的資料文獻都準備好，最好是買到家中。要不然你去圖書館多不方便呀。古書一定要用原本，不能只看排印本。做學問必須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要不然排印本出了錯，你做學問不就跟著一起錯了？”
馮先生的客廳墻上，掛著一幅字，上書“瓜飯樓”。馮先生稱自己住的房子為“瓜飯樓”，他剛剛出版的新書也以此為名《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馮先生的弟子、人大中文系教授葉君遠介紹說，“馮先生小時候很窮，常常吃不上飯，便以瓜代飯。因此自命名住所為‘瓜飯樓’。”
82歲準備9進新疆
今年9月底，82歲高齡的馮先生計劃第9次進入新疆。這一計劃讓馮先生的老伴非常焦急，很多親友勸說先生不要再去了，畢竟年紀大了，但先生執(zhí)意前行。
20多年來，馮先生致力于西域文化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曾八進新疆，旁及河西走廊，對西北之漢唐文化進行考察。他坐汽車穿越沙漠，睡帳篷，身上掛著3個相機，對西域文化的研究非常癡迷。
冒著艱險、寒暑和饑渴，馮先生曾親自跋涉至黃河源頭，進入了白雪皚皚、險峰重疊的積石山深處；曾踏訪過位于內蒙古額濟納旗的古居延海、甲渠侯官遺址和西夏古城黑水城；考察過位于天山北面吉木薩爾的唐北庭都護府故址、新疆南部的喀什、莎車、葉城、棋盤、若羌等地以及尼雅、瓦石峽、米蘭、且末等古城遺址；曾兩次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探尋樓蘭古城遺存；兩次登上帕米爾高原，攀登至海拔4700米的明鐵蓋山口，尋覓當年唐玄奘取經回國的路線。
“中國的西域，外國人在100多年間做了那么多工作……”馮先生嘆道，他希望以自己的行動有更多的發(fā)現。他說，今天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不去了解考古上的新發(fā)現，他的知識就要落伍。早在1964年，馮先生在陜西終南山下與朋友一起，發(fā)現了一個蘊藏十分豐富的原始文化遺址；“文革”中他曾搶救出5件戰(zhàn)國時楚國的青銅器，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提倡研究漢畫，認為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帛畫、墓室壁畫等，都是敦煌石窟以前的東西，上接先秦，下接敦煌石窟的寶藏，是受印度佛教文化影響之前的一種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始面貌，與秦漢古籍對照研究，一定會有新的重大成果。
“國學不是凝固的而是發(fā)展的。”馮先生主張在國學中增加新的學科——西域學。
做學問就要實實在在
“現在學生學習認真不認真？”談話之中，馮先生幾次問弟子葉君遠。馮先生說，“做學問要實實在在，不能求名求利。”
葉君遠教授回憶，當年他讀馮先生研究生的時候，馮先生對學生們要求非常嚴格。“先生不讓我們剛開始就寫論文，他說學生們必須要有一定的積累。到畢業(yè)的時候發(fā)表一篇像樣的文章，20萬字，要在學術界支持住50年。”
“總是想著發(fā)一些小文章，哪兒有時間思考深層次的問題。”馮先生說。除了對學問嚴謹認真，馮先生還要求學生勤奮，他自己同樣非常勤奮。葉君遠教授說，馮先生長期擔任行政領導，開會，雜務，花費大量時間。因此他的文章多是夜里寫下的，熬到一兩點很平常。馮其庸先生有個習慣，文章之后每每注明寫作時間。看他的作品，有的寫于凌晨二時。直到今天，已入耄耋之年的他，依然每每寫到夜深人靜時。
先生的詩作，很多寫于旅途舟車之中。如《黃山歌》注明是從南京至宿州車中，為破“岑寂”，口占而成；《屺瞻老人歌》是游大同之后歸途中，因“車中暑不可耐”，乃“口吟此歌”。當多數人抓空休息時，馮先生卻抓空在構思詩章。
馮先生說，中國的學問無窮無盡，有如大海，有如高山。“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絕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一定要肯下功夫，肯吃苦，要自甘寂寞和淡泊。一個真正的求知者，是應該永不滿足，永遠要奮力探求的。”
馮其庸小傳
馮其庸，名遲，字其庸，號寬堂。江蘇省無錫縣前洲鎮(zhèn)人，1924年生。1954年任教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1975年至1986年，主持脂本《紅樓夢》的校注并創(chuàng)建《紅樓夢》研究所，任所長。1986年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并兼任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教授。已出版的學術著作有30種之多，計2900萬字。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代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