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西斯·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判決，其惡果相當于10次犯罪。”
●佘祥林、聶樹斌……這些冤案主角的慘痛經歷，為社會留下深刻的教訓。
四大冤案
●佘祥林“殺妻”案
佘祥林，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何場村人。11年前，他涉嫌殺死妻子被判處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張在玉突然現身，使冤案得以揭開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縣人民法院再審佘祥林故意殺人案，當庭判決無罪，立即釋放，并告知他可在判決生效后依法申請國家賠償。
●杜培武“殺妻”案
杜培武，案發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與他人幽會時雙雙被殺，杜培武被列為首號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所幸真兇落網，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獲自由。刑訊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
●黃亞全、黃圣育“搶劫”案
1993年8月，黃亞全、黃圣育涉嫌搶劫案被海南省萬寧市公安機關拘留。此后，歷經一審、二審發回重審、再次一審、終審數次審理，最終認定兩人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服刑期間，司法機關抓獲參與本案的兩名真兇。2003年9月，兩人被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無罪、當庭釋放。
●李久明“殺人”案
李久明，案發前任冀東監獄二支隊政治處主任。2002年7月，他因一起入室殺人案被捕入獄，屈打成招，后被一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04年7月，一名搶劫殺人犯在被執行死刑前供認，該起殺人案系自己所為，此案真相大白。2005年1月，7名參與刑訊逼供的辦案人員受到法律追究。
一周前的今天，沉冤11載的湖北京山人佘祥林被宣判無罪，當庭釋放。11年前，他因“殺妻”入獄，曾被判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15年。
目前，河北聶樹斌一案正在調查。今年1月，一名犯罪嫌疑人交代11年前曾在石家莊市郊區強奸殺人。然而，聶樹斌作為該案罪犯，已于1995年被執行死刑。
還有被冤“殺妻”的云南警察杜培武；因“搶劫”被判死緩、冤獄10年的海南人黃亞全、黃圣育……
面對冤案，社會嘩然。
面對冤案，僅有發泄的痛斥遠遠不夠，更需要理性的反思：怎樣才能保護更多的人遠離冤案，怎樣才能不再出現第二個佘祥林、聶樹斌？
“最重要的，是從規則和機制上完善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說，“當務之急，要建立兩道‘制度防線’。”
剖析佘祥林冤案：
多個環節存在失誤
新聞回放：“我遭到了殘酷的毒打、體罰和刑訊逼供……”佘祥林的申訴材料長達數十頁。他說，自己曾經被連續審訊長達10天11夜。
幾乎所有的冤假錯案背后，都有刑訊逼供的影子。這一點，古今中外有無數實例可以證明。
樊崇義說，刑訊逼供是指對被訊問者施以肉刑或變相的體罰，逼迫其承認被指控的罪行。這種肉體痛苦和精神折磨，讓被訊問者陷入極度疲勞和恐懼，生不如死，唯一出路只有“招”。佘祥林一案，連續“10天11夜”的突擊審訊，就是刑訊逼供。
為了在打擊犯罪的同時，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則：公、檢、法機關辦案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事實上，這些基本原則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實踐中并未得到嚴格執行。
樊崇義說，從佘祥林一案，我們可以看到：偵查人員的有罪推定、刑訊逼供、非法拘押，司法人員的顧慮民憤、疑罪從輕，還有政法委定調子辦“鐵案”等等錯誤做法。冤案的產生，其實是多方違法共同造成的“惡果”。
第一道防線：
為證據立個規則
新聞回放：“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導員見我實在說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將我拉到寫字臺旁，給我畫了一張‘行走路線圖’，并叫我依照他畫的那張圖又畫了一張。”佘祥林在申訴材料中如是說。
刑訴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但如何做到“重證據”，卻缺乏相關的標準和程序做保障。
樊崇義說，完善訴訟制度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才是最根本的。目前刑事訴訟立法關于證據規則的規定，幾乎是空白，應當抓緊制定刑事證據規則。
比如，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
樊崇義說，刑訴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件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但立法卻未明確規定，非法取得證據不得使用的排除規則；更未規定如何防止和禁止非法取證的具體措施，諸如訊(詢)問時的律師在場制度、錄音錄像制度等等。因此，佘祥林一案中“照圖畫圖”也成證據的非法取證等現象禁而不止，導致一些冤案卻辦成了“鐵案”。
再比如，證據的關聯性規則。這一規則，是世界通行的刑事訴訟規則。
樊崇義說，佘祥林一案中，其妻無端失蹤，恰恰又出現了一具女尸。按照證據關聯性規則的要求，女尸是否其妻，不難確定，需要實實在在的證據說話，包括體貌特征、血型、DNA等等。而本案卻忽略了最關鍵、最準確的DNA檢測，直接導致了冤案的發生。
樊崇義說，證據法學有一整套規則，包括對證據的收集、調查規則，對收集到的證據的審查判斷規則，審判時質證規則、交叉詢問規則等等。如果將這些規則都法定化、具體化，必然會大大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直至杜絕。
第二道防線：
讓司法救濟不落空
新聞回放：因不相信兒子會殺人，佘祥林的母親四處申訴，被關了9個月。她被放出時已又聾又瞎，3個月后含恨而死。佘祥林的長兄佘鎖林，為給弟弟申冤，被關41天。村民倪樂平，因寫了一個曾見過佘妻張在玉的“良心證明”，被關了3個月。
法治社會，應當具備一種暢通運行的救濟和糾錯機制，保障無辜公民不被蒙冤，保障冤案盡早昭雪。
佘祥林一案中，相關人員為其申訴、作證竟被關押。這樣一來，救濟渠道不就給堵死了嗎？
樊崇義說，減少冤案的“第二道防線”，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司法救濟制度，并嚴格執行。包括訴訟中的上訴制度、對生效判決不服的申訴制度、檢察機關的抗訴制度、對生效判決的再審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如果真正落到實處，必將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在嚴格貫徹上述司法救濟制度的同時，樊崇義建議，有兩條具體措施值得嘗試。
其一，在檢察機關內部設立法律監督局。以前，刑事公訴和抗訴職能，都歸起訴庭。業內人士反映，這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難以公正履職。設立法律監督局，專門接待群眾上訪、申訴，并依法抗訴，可以更好地發揮司法救濟及糾錯功能。
其二，在法院內部應層層建立“回頭看”制度———定期對重大案件予以復查。這種復查，重在挑錯。發現相關差錯及時糾正，平反冤假錯案。(來源：《人民日報》；作者：吳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