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由于美國一直在推動日本就臺灣問題明確表態，至此，華盛頓可以說終于“心想事成”。美日軍事同盟架構內的日本角色與臺灣問題的關聯，傳統上因為日本的“中國顧慮”而始終存在著的“欲抱還羞”的狀態，現在終結了
文/朱鋒(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2月19日，美日兩國在華盛頓舉行年度外交與國防部長安全磋商會議之后，發表聲明，首次將“鼓勵通過對話方式和平解決臺灣海峽相關問題”列為兩國共同的“戰略目標”之一。聲明出臺選擇的時機以及其中含義，頗令中國以及國際社會玩味。
1996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與前日本首相橋本在東京發表的美日安保宣言，是美日軍事同盟從冷戰時代轉向后冷戰時代的標志。宣言的核心內容，是將冷戰時代以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為目的的美日安全關系，轉向以保障東亞地區安全為目的的“新安保關系”。
美日軍事同盟的這一“新定位”，導致1997年的美日中期防衛指針、1999年的《周邊事態法案》以及2001年開始的日本“有事法制”框架下的防衛體制和政策調整。
1996年，日本發表日美安保宣言時，顧及與中國的關系、日本國內自衛隊體制以及“和平憲法”的約束，在臺灣問題上刻意回避直接與中國發生政治碰撞，因而用含糊的“周邊事態”來規劃日美聯合軍事反應的對象。此外，對日本在美國東亞軍事干涉中的角色定位，也只是“輔助性”的，即提供后勤保障、海上救援和情報搜集等活動。
但1997年至今，日本在實行海外派兵永久化、進一步松動自衛隊體制、全面建立有事法制機制以及擴大美日導彈防御合作等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日本防衛制度基本已經完成了向“正常國家”過渡。可以說，日本和平憲法非戰約束的第九條款雖然還沒有修訂，但整個日本防衛制度已經“陳倉暗渡”。
2004年12月，日本準備擬訂新的美日中期防衛合作指針。日美軍事同盟，正從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主打”、日本“支援”，向美日共同采取“軍事行動”的方向轉化。
2000年的日本防務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國的軍事發展對日本構成威脅，2004年的國防白皮書，更是擴大為日本面臨中國直接的導彈威脅。
對臺灣問題的看法，日本也從原來的臺海戰爭將影響東亞安全，轉變為中國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將直接“威脅”日本。所謂遏止中國用武力解決兩岸關系，在今天日本的戰略家和政治家看來，對日本能否全面阻止中國的戰略挑戰和保障日本有利的安全地位的至關重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月的美日聲明，顯然預示著美日軍事同盟合作未來新的發展方向。由于日本政府以往一直未在臺灣問題上“挑明”將直接“介入”的方針，此次聲明等于日本政府首次公開表態，將和美國一起“聯手”在軍事上應對臺海局勢。雖然聲明措辭刻意模糊，但時機的選擇非常重要——美國在東亞軍事部署的調整，正朝著加強針對臺海問題的預防性防御措施發展。聲明將為兩國后續的軍事協調和配合“定調”，也將為美日更有針對性的軍事部署提供政治保障。
例如，美國要求日本同意美軍使用和擴建靠近臺灣的下地島軍事基地。聲明的發表說明美日在下地島問題上已經達成共識。
從戰略的角度而言，聲明的意義絕不亞于1996年的“克林頓-橋本宣言”。最重要的是，該聲明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新調整，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外交刻意模糊其在美、中之間位置的傳統做法，已經結束，涉臺問題中的東亞地區安全構造，已形成了美日為一方、中國為另一方的戰略對峙。
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認為，此項聲明意味著美國的中國政策以及東亞戰略，出現了實質性的變化。聲明的出臺，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東亞戰略新的延伸，也是日本東亞戰略由“漸變”而必然出現的“質變”。
對于歷來在外交和政治事務上講究“春秋筆法”、總是言語上“含糊其辭”、但在行動與目標上“態度堅定”的日本政治來說，聲明不值得大驚小怪。而未來日美新的中期防衛合作指針，將會讓聲明的內容進一步實質化，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高度關注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