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12月9日國家體育總局召開的干部大會上，中組部副部長沈躍躍宣布中央決定：由四川省委副書記劉鵬擔任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不再擔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而后，國務委員陳至立充滿表揚的發言中還加上了這么一句強調：“這次國家體育總局領導的調整是一次正常的新老交替，大家要從大局出發，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定精神上來。”
65歲，47年體育工作經歷，直到12月9日宣布退休時，他還說要把自己的晚年安排進群眾體育中，袁偉民可以說是一生體育。袁偉民的體育生涯與我國體育發展的時代同步。1976年負責重組中國女排，作為振興競技體育的典型，他把當時的女排帶入世界之巔，分別于1981、1982和1984年，歷史性地取得3屆世界杯女子排球賽、第9屆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第23屆洛杉磯奧運會女子排球比賽冠軍，使中國女排在世界排壇上取得“大滿貫”、“三連冠”的歷史性突破。1984奧運會結束后，他開始擔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負責運動員訓練，他是中國力爭奧運突破的得力干將，帶隊三次參加奧運會。他的第三個時代是體育總局局長時代，60歲的他接受任命時就快人快語，直指自己的目標：金牌突破和申奧成功，最終在他任上，中國收獲了60枚金牌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權。也因此，袁偉民成為我國體育史上第一位由運動員、教練員出身的體育最高級官員。
袁偉民的體育生涯是在中國舉國體制背景下鋪開的，袁偉民的時代輝煌可以說是這個體制的產物——他所處的時代成全了他，他也成全了這個時代的任務。袁偉民的退休由此也讓人不由得猜想起這一體制的未來。
結局
雖然已經忙到晚上11點多了，老女排隊員、總政文化局局長陳招娣在得知記者的主題時，還是爽快地接受了采訪。她告訴記者，她的隊友張蓉芳當時是抹著眼淚聽完袁偉民的退休報告的。張蓉芳，這位和陳招娣、郎平等一起在袁偉民領導下締造輝煌的老女排隊員如今還在國家排球運動管理中心工作，她在會后打電話告訴陳招娣，12月9日，當袁偉民走上主席臺發表他的告別演說時，她看到很多人都在抹眼淚，雖然自始至終袁偉民一直保持著輕松的笑容。
“還是很多人舍不得袁偉民，他是一個正直的人，要不是國家的規定，我們真希望他能干到99歲100歲。”陳招娣這樣對記者說。
原國家奧委會秘書長、中體產業總裁魏紀中在去卡塔爾參加會議前夕，也給記者講述了他參加12月9日會議的情形。他深深記得那一天袁偉民在會上告別演說時的表情：“當時他飽含深情，卻一臉輕松、豁達的樣子，他講的話，可以說句句出自肺腑。”他憑印象給記者背了袁偉民的一些話：“在任期內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無愧于組織、無愧于群眾的信任和期望。47年的體育工作，充滿了緊張、激烈、挑戰和艱苦，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的壓力，這一切已成為美好的記憶。”
早在被通知12月9日去體育總局參加干部大會時，魏紀中說他就已經大概猜出會議的內容。“之前就聽到相關消息說，袁偉民局長將在這個會議上正式宣布退休，至于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聽說的，這不能告訴你。”
從體育總局網站上的通知可以看到，從12月開始，體育總局很多工作似乎都打亂了，原定于12月14日-16日舉辦的全國體育科技工作會議在8日宣布延期，原定于12月6日-9日召開的體育發展戰略研討會也在8日宣布第二次延期，體育總局政策司一位工作人員在12月11日接受采訪時對記者說，“原因你現在知道了吧，就是領導的事”。
事實上，在此前一段時間里，體育總局已經開始傳說袁偉民即將在最近退休，但還是很多人都沒想到會在12月9日。體育總局政策司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就在前幾天，袁偉民剛剛出席一個會議，在全國回顧了舉國體制的重大成績后，還認真安排新春要慰問老員工的工作。
一切顯得那么正常又似乎有點不尋常，按慣例，每屆奧運會結束的時候，就是又一屆新的工作團隊調整的時候，不過像這次這樣大的調整從未發生過。精通訓練工作、金牌戰略的副局長李富榮因到了退休年齡而離開一線；體育宣傳專家何慧嫻在“因天氣原因”缺席12月1日的體育信息會議，無法按原本程序安排到場講話后，也突然宣布退休。在此前兩個月里，國家體育總局對屬下一些運動中心負責人進行了調整，全面任用新一代業務骨干。但按照正常的程序，所有運動中心人事調整應該在確定國家體育總局新局長人選后才開始進行。
曾任團中央書記、中宣部副部長的四川省委副書記劉鵬入主北京體育館路5號，這確實是個突兀的結局。就在12月9日開會當時，接任的劉鵬在演講中也說：“我完全沒有想到竟然被賦予了直接參與備戰北京奧運會的艱巨而又光榮的工作。”他用的是“完全沒有”這樣的形容詞。
袁偉民的時代輝煌可以說是這個體制的產物——他所處的時代成全了他
猜疑
曾有媒體解讀，這次人事調動標志著“‘袁偉民時代’體育官員的集體出局”，揣測的原因是：這一代的體育官員在完成重大成績時，是否也出現了重大的問題？
猜疑一直集中在三個問題上：3月份的彩票案、6月分的審計風波和10月份的中超。有媒體認為，就是這幾個原因加速了袁偉民時代體育官員的重組。
對這樣的說法，魏紀中覺得很武斷，他告訴記者：“所有問題只有一個根本：他的年紀到了，據我知道的，雅典奧運會一結束，他就提出要退休了。”
彩票的問題，魏紀中的解釋是，彩票并不是媒體想當然的體育總局的資金鏈條，他告訴記者，從1999年起，按照“暗錢變明錢”的原則，國家財政部規定取消國家體育總局“預算內”、“預算外”的差別，將收支脫鉤。也就是，所有收入，包括彩票的收入全部上繳財政部，然后由財政部統一撥款。
前健力寶總裁張海和袁偉民有過幾次接觸，在他印象里，袁偉民是個嚴肅認真、不愛講話的人。他的退休讓張海覺得有點突然，因為事先似乎沒有過多鋪墊，但他認為這應該是一場正常的交接：“因為年紀畢竟是到了。”他否認了足球事件加速袁偉民退休的說法：“實際上足協和體育總局并沒有外界猜測的什么經濟上的紐帶，足協每年上交給體育總局的也就是那幾千萬，如果按流傳的說法，培養一個奧運冠軍需要3000-8000萬元，這點錢還不值半塊金牌了。至于所謂的責任追究，我覺得也不成立。我覺得他是個貢獻的人，他初步時期的改革是巨大的功績，確立了職業足球。只不過第二步應該說他是有點落后，一直未能處理好聯賽和足協的關系。”
照張海的判斷，反倒有可能是因為舉國體制的問題：“他是一個很好的領導、將軍，他帶領運動員打下無數勝仗，他是把運動當打仗的人。但體育是PLAY而已，快樂的游戲而已，他過度投入可能反而是造成微詞的原因。”張海舉了一個例子，“小時候看女排確實感到民族自豪感，而現在呢？是躺在沙發上嗑著瓜子，隨便看看，覺得好了笑一笑叫一叫也就這樣。”
鮑明曉教授是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一個奧運選手投入的費用大概在四五百萬元左右，就是鮑明曉教授在此前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換算出來的。據他的數據，2001年是《2001-2010奧運爭光計劃綱要》執行的第一年，在執行該計劃前，從國家財政部公布的財政決算報告中可以看出，2000年“文體廣播事業費”預算數為292.24億元。“其中撥給國家體育總局的財政經費與事業費為16億元”。“每年國家撥款是超過16億元的，而且將隨著2008年的到來將逐年上升。”許多猜測的依據是——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費用。
爭議較大的還有今年6月的審計風暴。6月23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十屆人大十次會議上所作的審計報告中指出，1999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1.31億元，其中用于建設職工住宅小區1.09億元，用于發放總局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補貼和借給下屬單位投資辦企業2204萬元。審計署同時指出，“這是近幾年體育總局第一次登上審計署對外公布的黑名單”。
在事件公布兩天后，原中國奧委會秘書長魏紀中就在中國體育網上撰文指出，中國奧委會沒有專項基金，至少在他擔任中國奧委會秘書長期間沒有。他說，專項基金或者是政府撥的專款或者是社會的捐贈款，中央政府給國家體育總局撥過事業費或專款，但是不會直接給中國奧委會撥錢。中國奧委會收到過各方面的捐款，但是都進中國體育基金管理中心賬，中國奧委會如果要用，必須專門申請。魏紀中提到，審計部門審計的這一部分基金很可能是中國奧委會自己的錢，不屬于國家撥款。他說，根據中國原來的社會法人團體規定，由于中國奧委會還不是完全在人事、財務上獨立的實體，民政部沒讓中國奧委會進行社會團體登記。因此中國奧委會不能有自己的銀行賬號，只能利用國家體育總局的賬號操作，這樣中國奧委會這筆不小的資金就容易誤解為挪用了。
之前，監察部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透露，對于審計報告反映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資金建設職工住宅等問題，監察部于2004年5月會同國家審計署組成聯合調查組已開展調查，調查工作現在還在進行中。北京朝陽檢察院預防處劉建軍處長也曾向外界透露，為了全面預防職務犯罪，朝陽檢察院目前已經介入奧運“鳥巢工程”、“北京電視中心工程”、奧林匹克森林項目、奧運會網球中心工程等多個重點工程的招標項目。
體制
對于這些猜疑，陳招娣表示出極大的憤慨。陳招娣告訴記者：“袁老師肯定不會在錢上出問題的，我還記得，以前我們打比賽的時候，就有人直接拿錢要塞給袁老師，袁老師都生氣地拒絕了，還告訴他們，這錢真的要給要交到體育總局領導那邊，這錢是體育總局的。袁老師是這樣一個人，絕對不會只想自己的。”
“正直”是魏紀中對袁偉民的評價，“他是個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如果他有問題，那肯定是體制的問題。”魏紀中說，“審計的問題我知道前因后果，但我現在還不能說，因為監察部和人大都沒有給出最后的定論，等調查結果吧。不過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體制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現行的體育管理體制很特殊，中國奧委會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沒有單獨的編制和專職工作人員，體育總局的領導班子也是中國奧委會的領導班子。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了中國奧委會資金，正是這種合二為一的特殊體制下出現的問題。”
而對于所謂的調整舉國體制的說法，魏紀中表示這絕對是不可信的。他激動地告訴記者：“你沒到場聽陳至立同志的講話啊，她就講得很清楚‘袁偉民同志為祖國體育事業作出的貢獻是突出的’，‘我們要進一步完善舉國體制’。”
“音質運動就是要‘競’啊，很多人猜疑這一點，無端地說是因為國家調整策略才把袁偉民換下來，這非常不可靠，其實體育與運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體育概念在英語就是身體教育的意思，教育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它就像義務教育一樣，國家承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而運動就是各個國家的比賽，哪能不爭口氣。”
“我還是這樣的觀點，彩票問題的實質是，他們把彩票像股票當作產業來經營，這違反了經濟規律，這是體制問題。足球問題本質上也是體制問題，財務問題我講得也很清楚了，也是體制問題。而舉國體制即使有錯，也是國家方針的事情，怎么會是他的問題？我是認為，舉國體制在現在還是必要的。”
12月11日，記者撥通審計署一位萬姓工作人員電話，她告訴記者：“這幾天體育總局非常忙碌，早上開會，下午聽講座，晚上還要開會，因為新領導的交接，許多都在重新安排，而新局長今天也回四川交接工作去了。”至于兩次被延遲，將討論以后體育發展思路的體育戰略會的內容，她告訴記者，這次的主題是“小康之下的群眾體育建設”。
(文/蔡晉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