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不應簡單地把美國人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看成是“先進制度”與“落后制度”的沖突，或僅僅是文化上的沖突。在我看來，這是美國的保守型政治結構與伊拉克激進型政治結構之間的沖突
文/黨國英
美國人現在在伊拉克遭遇了相當大的麻煩，因為差不多每周都有美國士兵死亡的事件發生。
美國人在伊拉克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這是在技術意義上所獲得的一場勝利，而不能看作是反恐怖主義獲得的戰略上的勝利。戰爭前，伊拉克本來與國際恐怖主義關系不大，只是薩達姆這個人嘴硬，惹怒了美國政治家，正好做了一個替罪羔羊。在戰爭技術資源非常懸殊的情況下，薩達姆敗得一塌糊涂。薩達姆作為一個極其殘暴的獨裁者，他在道義上也是一個失敗者。這個人充當了一個壞榜樣，正好給那些魚肉百姓的惡棍政治家一個警示。
但是，薩達姆的毀滅并不意味著美國人的全面勝利。
比起過去數十年美國人卷入的國際戰爭，這次美國人打伊拉克的條件最好。出兵的理由似乎很正當，能給美國百姓有一個好交代。相比之下，美國人過去進行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在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之下，美國人不得匆匆結束這兩場戰爭。然而，盡管這次打伊拉克有很好的政治條件，美國人還是未能漂亮地結束這場戰爭，反而陷入了泥潭之中。有可能在伊拉克選舉之后，美國人會想辦法盡快離開伊拉克，至少把軍隊撤出伊拉克，只留下少許軍事顧問。但我判斷伊拉克在選舉之后的政局很難穩當，搞不好會出現大的動蕩。
美國人在伊拉克的敵人是誰？說伊拉克的反美武裝力量是效忠薩達姆的殘余部隊，恐怕沒有人相信。也許伊拉克的某個政治勢力會打出一個薩達姆的旗號，但那一定和本來的薩達姆風馬牛不相及。薩達姆會成為一個符號，但僅僅是一個符號而已。
各種伊拉克政治勢力也都會喜歡“愛國主義”這面旗幟，但“愛國主義”這樣的政治符號具有極大的包容性，政治家會把它作為一件外衣，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所以，評論家如果把美國人與伊拉克各種政治勢力的沖突歸結為美國人與薩達姆戰爭的繼續，或者歸結為美國人與伊拉克愛國者的沖突，都未免過于簡單了。
我們可以把伊拉克戰爭看作是兩種制度的較量，但不應把“制度”過于概念化，說它是一場資本主義和什么別的主義之間的較量。也不要把這個沖突說成是“先進”和“落后”之間的沖突。
固然不同的制度之間可以按照某種標準有先進和落后之分，但這不意味著代表先進的制度和落后的制度的政治力量之間必然要有一個你死我活的沖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對日本有過一個占領時期，按照常理推測，日本人會和美國人之間發生沖突，但事實卻基本相反。美國人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日本人死傷無數，但日本人沒有尋求報復，而選擇了和美國人和平相處，并迅速接受了美國人的制度。至今美國人在日本人心里很受認同。
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把目前這場沖突看作是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這種說法也過于生硬和籠統。文化也是制度，是人的行為規則。文化具有多樣性，但不同文化之間未必一定會發生沖突。如果把宗教看作文化重要內容，不同的宗教之間也未必一定發生沖突。宗教可以是政治的外衣，為政治服務。
在我看來，美國人和伊拉克人之間的沖突是保守型政治結構與激進型政治結構之間的沖突。美國的保守型政治結構源自美國社會的高度組織化。美國有高度發達的政黨制度，其基礎是廣泛的社會橫向聯系和民間組織的發達。這樣的政治結構不容易產生激進的政治領袖，政治的通例是協商和妥協，是政治活動規則的高度透明和穩定。伊拉克的情形就不同了。伊拉克本身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至少有三大政治派系的對壘存在于伊拉克。
過去在薩達姆的專制統治之下，石油資源沒有使伊拉克人民普遍受惠，工業成長也沒有促進伊拉克發生橫向社會組織的發育。在這種社會中，人民之間的社會認同程度非常低，保守、妥協的政治活動的空間狹小，政治舞臺只能是激進型政治領袖施展抱負的場所。“人肉炸彈”之類的方式不過是激進政治的表現形式而已。當年薩達姆也是靠激進政治行為起家的。
軍事戰場的大規模沖突結束了，政治家應該坐下來談判，達成某種妥協。但美國人找不到這樣的政治家，因為伊拉克不是產生妥協型政治家的土壤。這便是當前伊拉克問題的要害所在。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