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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不再是惟一標尺，主觀評價占據了重要位置，而學校也獲得了更大的招生權力，如何能保證這種“主觀”不致為私欲所用，保證權力不致成為尋租的砝碼？
-本刊記者/劉溜
分數決定命運，雖然多年以來備受詬病，但試圖對此的改革努力卻遭遇阻力重重。其間意味，令教育界深思。
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主任助理劉兼，北師大心理學院副院長車宏生不約而同提到2004年的“南京高考之痛”，說明應試教育的力量依然強大。
南京是推行素質教育比較好的地區，早就下令禁止各學校補課，然而2004年高考結果不甚理想，引起輿論一片嘩然，南京教育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允許學校補課。
“當整個社會都習慣了包辦婚姻，你提出自由戀愛，肯定會遭到反對。”車宏生說。《指導意見》給了高中有相當大的自主權，項目組在調研中發現，有部分高中學校校長明確表示不愿享有高中招生自主權，對綜合素質評價結果用于高中招生也不感興趣。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這已經不僅僅成為衡量學生優劣的標尺，也成為保持公平的一種標桿。
這種觀念，在中考改革已受到沖擊，但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
“美國的高考中考沒有統一考試，哪怕ACT得滿分，校長也可以不錄取，不會引起爭議，整個社會接受這個。”車宏生說，而中國的現實環境顯然還遠未達到這個程度。
他們一致認為，整個社會的固有觀念要完全轉變過來，還有待時日，中考改革推行后可能會有反復，因此只能逐步推進，因地制宜，不能太激進。
錄取大權如何防止權力尋租？
分數不再是惟一的尺子，學校也獲得了空前的自主權，或者說獲得了相當大的決定學生命運的權力。但經歷2004年諸多招生腐敗風波后，人們對錄取不公的擔心，可能更為強烈了。
“保送條件規定學生干部可以加分后，就有大批假學生干部冒出來。”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韓民不無擔心，搞綜合素質評價，又怎么避免走后門？領導遞個條子，校長敢不照辦？綜合素質評價上有的學校嚴一點，有的松一點，前者就會“吃虧”。這樣，如果沒有統一的標準，最后各學校可能給學生都打A。
分數決定命運固然有諸多弊端，但畢竟大體上是公開和公平的。在分數退居次席之后，主觀評價占據了重要位置，而學校也獲得了更大的招生權力。如何能保證這種“主觀”不致為私欲所用？
為保障招生錄取的公平，《指導意見》要求各實驗區建立公示、監督等制度。考試與招生方案要事先公布，錄取結果向社會公示。而有關綜合素質評價的標準和操作方式，項目組正研究之中，即將出臺一個統一方案作為今年500多個實驗區的建議方案。
此外，綜合素質評價工作明確由校長負全責，學校成立評價工作委員會，由校長、教師代表和家長代表組成，組織對學生的綜合素質進行等級評定。
面對對招生腐敗的擔心，車宏生不無激動地說，“得有個基本估計，是把教師當成腐敗分子，還是當成有志于教育事業的人？必須給他們一定的自主權，相信他們，不然建立不起評價體系。
車宏生說，對將出現的問題應有起碼的估計，但教育部門不能承擔所有的責任，有些矛盾是非常深刻的。
考試改革被責難治本
2004年12月27日下午，在聽取杭州市余杭區臨平三中校長講解改革方案后，初三學生邵沈冰的母親說，“作為家長，我們也贊成加強素質教育，讓孩子全面發展。但說到中考，我們最關心的莫過于，孩子能否上一個重點高中。”她的話道出了眾多家長的心聲，余杭區十多所普通高中，僅有一所優質高中，沒有家長不想把孩子送入該校。
“優質資源過于集中，貧富不均，有差異就會升學壓力，都想上好學校。”深圳南山區教研室主任禹明稱之為中考改革公平進行的致命點。中考改革只是改變選拔的方式，并未觸及其高利害、高競爭的根源。
匯才教育機構研究中心主任侯昕博士言辭激烈地提出質疑，“不去試圖解決資源不均的根本問題，采用‘頭疼醫腳’的辦法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復雜。中考改革，包括高考，無論怎么改，在大環境不變的前提下，最終將是用一種考試代替另一種考試。”
“不給每一個人平等上學的機會，并從體制上確保這個理念得以實現。而是急于人為弱化考試，結果肯定是腐敗盛行，權力和金錢代替客觀評價，社會的公正難以實現，弱勢群體永無抬頭之日。”侯昕說。
車宏生說，這場影響極大的改革才剛剛開始，還在嘗試摸索之中，總體方向不會變，接下來要在操作方式方面下功夫，盡可能堵住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