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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特殊關系的背景下，如果東海爭端能夠尋求一個較為妥善的解決辦法，對于解決中日間其他爭端，將具有相當的示范意義。反之，則可能成為中日之間又一個長期難解之結
7月7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當日，日本租用一條挪威科考船，在東海日方單方面主張的所謂“中間線”以東的中日爭議海域，開始進行海底資源調查。
中國在東海勘探開采油氣資源，為時已久，日本方面突然發難卻自今年始。5月27日。一位《東京新聞》的記者和一位日本大學教授乘飛機對中日東海爭議海域尤其是春曉油氣田附近進行了考察。隨后，包括《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在內的諸多日本主要媒體開始發難，聲稱中國侵害了日本的海底權益，并指責日本政府軟弱。
半月之內，東海海底資源之爭兩次上升到政府的層面。6月22日，中國外長李肇星在青島同日本外相川口順子舉行會談時，建議兩國共同開發海上天然氣。也就是說，中方仍然堅持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然而，川口表示擔心中國可能“侵害”了日本的海底資源權益，要求中國提供“春曉油氣田”等中國在東海海域專屬經濟區內開發的一系列海底油氣田的具體位置、掘井深度以及其他試驗開采數據等有關的詳細資料。
“春曉油氣田”的開發，為中外合資，其中就有著名的殼牌公司的股份。去年8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曾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參與此項開發的各方代表，媒體報道頗多。日本若有異議，當時為何沉默？
也有人指出，日本租用科考船進行調查一事發生在中日關系史有重大意義的7月7日，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場已趨強硬。
在日本科考兩天之后，韓國媒體爆出：韓國石油公社租用另一艘挪威船只，也對黃海大陸架油氣資源進行了考察。韓國的介入使得這一帶海域問題更加復雜化。
矛盾為何升級？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與從南海到東海，與多個國家都有領海爭議，但關于中日領海爭議的解決，此前長期并未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因為中國的陸上邊界尚未完全與鄰國談判完畢，并且，相對于陸權，國民對海權的意識有些淡薄。
事實上，中國早在70年代就已開始了對東海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中國地質學界泰斗李四光生前預言，中國油氣資源的未來在東海。據了解，東海的油氣儲藏量達77億噸。其中，去年完成了一期工程的平湖油氣田每天為上海的80萬戶居民供氣，在華東電力空前緊張的今日更顯珍貴。
東海蘊藏油氣資源，日本并非直到今日方知，但卻一直沒有過開采的舉動。
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開發處的劉奎對本刊說，今年日本立場轉變之前的10年內，中方在東海的油氣開發沒有受到干擾。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吳強指出，因為歷史問題，日本一直未在東海問題上采取主動。
但是，在右翼勢力占據日本政壇上風的今天，歷史漸行漸遠，日本政府、學界和媒體的聲音已經趨于統一——東海油氣資源，不可放棄。
雙方的爭議，在于各自對海洋專屬經濟區的劃分。
東海最寬的海域，不過360海里。如果按照《聯合國海洋公約》關于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規定，東海至少有40海里寬的爭議海域。
與日方堅持的“中間線”原則不同，中方堅持的大陸架自然延伸法則。二者的標準不一，造成至少相當于3個浙江省面積的海域的爭執。尤其是在海底蘊藏豐富油氣資源的海域，爭執尤其尖銳。
其實，這一事件的背后，無非是國家利益的爭奪。而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使原本存在的分歧更加擴大化。
中日之爭漁翁得利
《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說，中俄有關“安大線”的合作意向，已于6月30日正式終止。當日，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劉古昌與俄工業和能源部部長赫里斯堅科進行了會談。在討論中俄能源合作等問題時，赫里斯堅科正式宣布俄政府決定放棄安大線計劃。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連同日本主張的安納線(即北線)也一起否決了。
眾所周知，“安大線”的擱淺，與日本的競爭密切相關。問題是，日本在這場競爭中逐漸占得上風之后，俄方曾抬高了“安納線”的價格，從100億美元到130億美元。
如果說在日本介入“安大線”之前，中方掌有相當主動的話，現在的主導權卻把握在了俄國人手里。中日鷸蚌相爭，卻各有重大損失。這值得中日兩國冷靜反思。
顯而易見的是，作為近鄰，同為資源依賴型國家，加強合作比加強競爭于雙方均更有益。
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教授周永生對本刊說,類似的觀點，雙方都有學者提出。但在政府的實際操作層面上，卻難以實現。
3年之前，日本“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曾提交一份報告，認為應從亞洲的整體環境考慮日本的能源安全保障問題。報告認為，到2020年，亞洲地區的能源需求將占世界總需求的1/3。如果日本、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為爭奪石油而發生糾紛，對誰都不利。
他們提出，應創建一個亞洲共同的石油儲備體制，而這個石油儲備體制的構筑，必須要有中國的參與。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專家對本刊說，日本在打造東亞經濟共同體時也曾邀請中國參加；中國在與東盟舉行談判之前也希望日本與中國共同參與。結果卻是，中日分別與東盟簽署了相關的經濟協議。
尋求有示范意義的爭端解決機制
從歷史上來看，邊界問題的解決，貫穿著兩條不成文的原則：其一、國力可以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其二、邊界爭端的解決，都是在爭議雙方關系良好之時。這些，可以在中俄、中印、中越等邊界問題的談判中得到印證。
盡管中日雙方民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體育交流達到前所未有之緊密，中日兩國政府的高層交往卻已被雙方冷凍。
小泉純一郎未以日本首相的身份訪華已有3年之久，而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分別當選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后也再未接受過日本的訪問邀請。
參與了“春曉油氣田”勘探開發的原中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總工程師張抗教授認為，中日媒體都有危險的情緒。
來自歷史的情結和來自現實的輿論壓力，給中日雙方試圖通過協商談判以解決東海油氣田爭端，都帶來了極大難度。這是不同于中國與鄰國的陸上邊界爭議之處。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對外關系研究室主任金熙德研究員指出，領土、領海、資源，因為“寸土寸金”，雙方可以回旋的余地很小。
但在中俄邊界問題上，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表示，與中國的邊界談判問題的解決，需要雙方作出“某種妥協”，在協商的基礎上、照顧到兩國的利益作出共同的決定是重要的。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實踐都是有的”。也正基于這樣的思路，雙方最終于2002年12月確定了解決領土問題的原則。
由于上述爭議的解決過程與結果，并未過多向外界披露，輿論和民意的反應較為平穩。同時，中俄雙方從政府到民間的友好態勢，也為爭議解決提供了寬松環境。
但是，吳強認為，中日爭議的解決難題就在于，雙方都在幾乎透明的環境下來交涉，由于民意的牽制，要想順利地取得共識“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注定，在中日之間，類似于東海油氣爭端這樣的糾紛，可能是曠日持久的。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認為，解決此類爭端的渠道不過三種：武力、和平的雙邊談判和國際仲裁(通過聯合國或國際法庭)。
當前的國際環境，武力當然不是解決之道，而通過國際法庭也傷和氣。日本已在向聯合國申請要擴展它的大陸架，聯合國是不是會允諾日本的這個要求，世人拭目以待。剩下的，只有和平雙邊談判一途。這也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提出的主張。而這需要智慧、耐心，更取決于雙方的誠意，同時，需要兩國民間為政府解決爭端營造相對寬容的環境。
同時應該看到，雖然存在著巨大難度，在中日之間特殊的關系下，如果東海爭端能夠尋求一個較為妥善的解決辦法，對于解決中日間其他爭端，將具有相當的示范意義。反之，則可能成為中日之間又一個長期難解之結。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楊中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