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4日電 剛剛獲得美國《商業周刊》“亞洲之星”的導演馮小剛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說：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想左右逢源太過理想主義了，可能會兩邊不討好，全世界的軍隊里也沒有“海軍航空陸戰隊”這么一兵種，不如鐵了心“商業”，要么就鐵了心“藝術”。當然，張老師能文能武，一手拿鎬一手拿槍的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
我也是從糊涂變聰明的。為不花錢買票看電影的人拍電影，然后伸著脖子等著一小撮人揮舞屠刀，這個過程我也有，后來及時認識到了它的危害性，毅然把寶押在了人民這邊。“為人民服務”要從廣義上去理解，砍樹燒炭是為人民服務，拍電影娛樂大眾也是，意義也很大。
“我被斷然認為是一顆亞洲之星”
記者：據悉你最近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亞洲之星”，是惟一的演藝圈人士？
馮小剛(以下簡稱“馮”)：大約一個月前，我的助手接到他們的電話被告知此事，并說要就這事安排一次專訪。我當時正在拍《天下無賊》無暇接待，他們很不理解，向我們曉以大義，說美國《商業周刊》是面向全球發行的刊物，在讀者中有很大的影響力，能被他們推薦為“亞洲之星”是很多商界精英渴望獲得的榮譽。這次在亞洲評出了25位，其中導演只有你一個，你怎么能掉以輕心呢？言下之意就是“你別不識抬舉”。于是我馬上以“受寵若驚”的姿態接待了專程從紐約飛來的主任編輯，問其原因才知道是因為《手機》這部電影讓他們瞄上了我。他們近來不斷從美國的報紙看到有關《手機》這部影片的故事介紹，以及影片在中國放映后產生的社會反響，比如《巴爾的摩太陽報》、《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都親身到北京、上海的電影院去調查觀眾的反應，然后作為一種文化和商業結合的現象撰文評價，《商業周刊》的人驚訝當代中國社會的巨變和發展，然后他們就把視線投向了我的一系列電影和這些電影在中國取得的商業成績。他們也注意到了我的影片不是偶爾一次票房好，是持續不斷地保持了高票房，而且影片的內容和當今的中國社會變革關系緊密，比如說《大腕的葬禮》中，廣告對生活的強勢介入等等，讓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了步入經濟時代的中國，也關注電影產業在中國的悄悄興起。就這樣，我被他們斷然認為是一顆“亞洲之星”。
之后，他們雇來攝影師給我拍照，折騰了一個中午，照的都不是生活常態。一會兒讓我站臺球桌前兩眼很陰險地虎視前方，一會兒又讓我坐在椅子扶手上面帶微笑。我說我不習慣假笑，攝影師說，你要不笑我們交不了差，你只要笑，無所謂笑的是不是有誠意。我不想因為我的固執砸了他們的飯碗，所以我很配合，一中午臉上都浮現著假笑。后來他們可能也意識到，一個堆著假笑的“亞洲之星”會影響《商業周刊》在讀者心目中的權威性，所以發表時他們還是用了一張似笑非笑、看上去似乎對榮譽還顯得有些無動于衷的照片。事情的經過大致如此。
記者：評語中寫到：“馮小剛與大多數中國導演不一樣，不是以拍藝術片獲獎為最高目標，而是以服務十三億觀眾為主”，這會與你的導演出身有關嗎？因為幾乎畢業于電影學院的導演都會以藝術片得獎為最高目標？
馮：我也是從糊涂變聰明的。為不花錢買票看電影的人拍電影，然后伸著脖子等著一小撮人揮舞屠刀，這個過程我也有，后來及時認識到了它的危害性，毅然把寶壓在了人民這邊。人民也比較好伺候，中餐西餐通吃，甜的苦的都要。端正了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創作就進行得比較愉快，身心都比較健康，很少受到不公正的傷害。
“對張老師調轉船頭我是持歡迎態度的”
記者：你強調說影片受觀眾歡迎，但對于沒得過藝術獎的你來說是否缺乏說服力？比如換成得過戛納獎的張藝謀來說這話效果就不一樣。
馮：沒吸過毒的說吸毒不好，和戒了毒的說吸毒有害健康效果肯定不一樣。我這可是比喻呵，意思是說為人民服務不分先后，對張老師調轉船頭加入到為人民服務的行列中來我是持歡迎態度的。
記者：你心里真的不想得藝術認可的獎嗎？
馮：可能我理解的藝術和你說的“藝術”不一樣，我最近看了一部韓國電影《老男孩》，覺得特別變態，特臟，讓我本能拒絕。聽說得了“戛納”評委會大獎，可想而知那些評委的藝術觀是多么做作，真的和他們尿不到一個壺里去。我的藝術是讓觀眾本能接受的。
記者：張藝謀最近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他希望導演能兩條腿走路，在商業和藝術之間來回游走，這是否是中國導演未來發展的方向？
馮：我們最好不要陷入到論證張老師的語錄是不是字字珠璣里面去。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想左右逢源太過理想主義了，可能會兩邊不討好，全世界的軍隊里也沒有“海軍航空陸戰隊”這么一兵種，不如鐵了心商業，要么就鐵了心“藝術”。其實要繁榮也不用要求每個導演都十項全能，每個導演都練好自己的一手絕活，中國電影就挺可觀的了。當然，張老師能文能武，一手拿鎬一手拿槍的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
“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個一個地打”
記者：有人說，中國目前只有張藝謀找到了真正拍商業片的路數，你的片仍然有局限，你認為呢？
馮：這事還是交給觀眾和市場去檢驗吧，有一個事實是不能抹殺的，我的電影在票房上連續六部沒有失過手，《手機》的投資人王中軍告訴我，影片利潤達到了205%。從商業的角度說，要統計投入產出比，用兩個億投資拍的電影拿到了兩個多億的票房當然可喜可賀，但投資1600萬元的《手機》拿到了5300萬元的票房，而且我們并沒有把DVD的版權費算進去再折成票房數字去沖高，5300萬元是干貨，而且幾乎還是和《無間道》同檔期上映，取得這樣高的投入產出比，影片的投資回報率應該是近年來國產片里最高的，開玩笑說差不多僅次于販毒了。
話雖這么說，還是要承認我的影片是有局限性的，要逐漸克服。就喜劇來說，要依托本土文化的背景，海外發行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約，但能先把本國觀眾服務好是目前中國電影最需要提倡的，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個一個地打。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別人就會尊敬你，美國的《商業周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慢慢來。張藝謀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他拍了十年電影的時候我才入電影這行，況且他指東打西一路飛奔沒有停頓，積累的經驗、對電影特性的認識，都夠我追一氣的。他也有失手的時候，但如果我老盯著別人的短處幸災樂禍，也不能提高我的票房呀，我就不和他爭長短了。最好大家的票房都好，對自己有信心比對別人沒信心重要。
記者：你想過要拍幾千萬美金的大片嗎？
馮：還是那句話，一步一步地走，投資規模是和你的市場贏利能力相關聯的，這是游戲規則，現在國內有些熱血電影投資人偏不按游戲規則玩，不作調查，多大的投資，腦袋一熱都敢招呼，也不管這導演的商業信譽如何，導演說我這片子送歐洲去就能得大獎，他們就真信，特別可貴的是受了重傷，流著血一骨碌爬起來還忍著疼往前沖，精神真的可嘉，眼看著他們傷痕累累慘不忍睹又愛莫能助。當然有這樣的投資人前赴后繼，中國的導演們還是歡欣鼓舞的。
話插到別的地方去了，不是說沒有商業成績的導演就不能投，關鍵是投多少，我從1997年開始從市場的角度出發拍電影，最初的《甲方乙方》投資只有三四百萬元，七年的時間過去了，現在的《天下無賊》算上宣傳費投資4000萬元，這是根據市場行情，贊助商的關注度作出的合理的成本預算，應該說除去審查的不確定因素，風險是非常小的。如果我現在要求投資2000萬美元拍一部片子，投資人問我你有把握收回成本嗎？我會很含糊，我不會昧著良心愣說沒問題，對我來說商業信譽很重要，是一個商業導演最起碼的職業操守。
賠錢是很丟人的事，所以我要不停地想觀眾要不要這個？怎么才能讓他們興奮起來？也許再過三五年，中國電影產業發達了，我能得到幾千萬美金的投資。沒到這步想這些沒有實際意義。
“《天下無賊》：我們要剪出盜竊美學”
記者：語言幽默是你的特色，你會因為《天下無賊》要適應海外市場而放棄語言的優勢嗎？
馮：從更大的商業目的來講，要從語言的局限性里突圍出去，但這樣做也帶來了商業風險，投資人希望變一下，也愿意承擔由此帶來的風險，不過我還是有所保留，不能顧此失彼。現在片子粗剪出來，看過的人認為不像我的片子，但好看。幽默的東西已經退居二線，故事的情義和懸念在影片里擔起了支撐的作用。整部影片在行進中展開，動作部分有拉丁舞的風格，我們開玩笑說，吳宇森創造了暴力美學，我們要剪出“盜竊美學”，這是剪接師的功勞，影片始終保持著激情還透著一點優雅，非常適合劉德華發揮。加上葛優適可而止的詼諧，說實話我踏實多了。
記者：劉若英表演得如何，我最擔心的是她不像賊，她看上去太有文化。
馮：最不應該擔心的就是她。賊也有有文化的。竊國者不也是賊嗎？
記者：這么多年來你對喜劇創作的快感依然存在嗎？
馮：這種快感是不可替代的，但幽默要有更大的境界，要賦予它更寬廣的含義。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就是用獨特的幽默感寫民族的苦難史，劉震云的幽默讓我們的視野越過了一個災民的后代對祖輩苦難狹隘的哭訴，聽到了上帝的笑聲，讓寒冷殘酷的歷史長卷在半個世紀后從容不迫地展開，著上了人性的陽光變得溫暖了，溫故而知新，這個民族歷經苦難百折不撓生生不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學會了忘記，小心的民族恐怕早就半路氣絕了，忘記苦難著眼未來是要求這個民族有大胸懷的。
“和拍藝術片的導演比，心里的委屈少多了”
記者：可以說你現在是保住商業陣地再往藝術進軍嗎？
馮：你看你又讓我往套里鉆，從市場的角度說，《溫故一九四二》是非常有價值的，就像得了肺里不爽的病人需要秋梨膏似的，清肺解毒啊！
記者：作為商業導演有什么無奈嗎？是否享受到各種應有的回報？
馮：和拍“藝術”片的導演比，心里的委屈少多了，拍商業片的好處有很多，豐衣足食不說，還能改了氣人有恨人無的臭毛病。輸贏基本是可以被票房量化的，結果也基本公正，命運也基本上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沒法怨天由人。另外政府在宏揚主旋律的同時也認同了商業片在電影產業中起到的推動作用，應該知足了。
葛優就是特別知足懂得惜福的人，我一著急他就說：小剛你都出那么大名了怎么還著急呀？別老往站你前邊的那幾個人看，往身后看看，不急啊，咱們都超水平發揮了。老和優子泡在一起，他的心態也影響了我，不知不覺也學會了悠著點，溜溜達達往前走。
記者：好票房除了影片質量好，是否也需要好的營銷？
馮：這是單一功，是一項復雜的工程，這一點和我合作多年的“華誼兄弟”做得很出色，往往是影片還沒有開拍，投資已經開始回收了，檔期也大致談妥了，宣傳上也敢投入，把電影弄得煞有介事。他們兄弟倆是標準的電影商人，對效益滴水不漏，立爭做到最大化，在商業利益上也不太講情面，該爭的絕不放棄。
我說這話絕無惡意，有些人不太接受他們的方式，認為太那個了，但我倒愿意和他們這種直來直去的人打交道，比較透明簡單，不用你費神猜，講好的事重信譽，遵守游戲規則，也不忌諱你說他是一商人。跟他們合作可以安心拍攝，后面的事全給你搞定了，看起來他是為自己的利益忙活，其實片子發的好，是對導演最大的尊重。中國電影界需要這樣務實的人。
“《天下無賊》也要大張旗鼓宣傳，這是特好玩的事”
記者：像新畫面公司這次為《十面》做宣傳，也有很多人批評他們過分炒作，你怎么看？
馮：這你得站在他的角度想，也不是不合情理的事，他投了幾個億的影片，你不讓往大了宣傳，假謙虛說“我這片子拍得一般”，那怎么賣呀？賠了找誰哭去呀？同情和低調換來的好感又不能抵押給銀行還債。我跟你說，《天下無賊》也得大張旗鼓地宣傳，已經有贊助商舉著錢找上門來了，我們正在討論首映禮的構想，當然不能和人家雷同。這是一特好玩的事，我們是娛樂界的人，就得用娛樂的方式刺激消費。“為人民服務”要從廣義上去理解，砍樹燒炭是為人民服務，拍電影娛樂大眾也是，意義也很大。(記者謝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