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2日電 本周《瞭望》周刊的文章認為，“官員問責”已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但文章亦指出，“官員問責”目前尚不成熟，仍期待著制度上的突破。
四方面不成熟
文章說，“官員問責”制的實施雖然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與現行的行政體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相兼容的地方還很多，實施“官員問責”制的社會氛圍還沒有形成起來。科學的“官員問責”制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劃分行政權力，以及合理的官員進退制度，而這有待更深刻更全面的制度改革。
一是行政體制中權責不清。官員具體承擔什么責任，是領導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還是其他責任，現在也還是粗線條的。
二是責問主體缺位。“官員問責”的主體是人民群眾，“官員問責”制應該是一套完整的責任體系，而不僅僅局限于行政部門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在這種責任體系中，公眾追究各級政府的責任，各級政府追究各級官員的責任，這樣才能確保責任體系中沒有缺失的環節，形成良好互動的體系。而現在的一些“官員問責”案件中，都是下級因失誤被上級要求辭職或被解職。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在上級與下級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難保問責結果的公正性。
三是懲治措施不到位。對官員的問責，實際上有三個互相關聯但又較為獨立的方面，即行政責任、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確立問責制度，不但要落實行政責任，而且要落實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于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于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回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和完善，防止出現行政責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的現象。
四是問責范圍太窄。就目前情況看，“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往往還僅僅限于安全事故領域，對其他領域應擔負領導過失責任的官員，至今尚未真正落實“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從對執行環節的問責向決策環節、監督環節的問責延伸，已成為完善“官員問責”制的一個迫切問題。
期待四方面突破
文章認為，問責領導干部不能只靠“風暴”。沒有健全的制度和法律規范，以及相應的配套措施，問責制度就不牢靠，結果只能是“官員一茬一茬地辭職，事故一起接一起地發生”。走向真正的“官員問責”制，期待著制度上的突破。
一，呼喚干部制度改革。問責首先要求官員對民眾，乃至對民意負責——必須對民眾的意見予以回應和交待，即要求官員面對群眾承擔道義責任和政治責任。長期習慣于“對上負責”的官員們如何學會“對下負責”，不僅需要態度轉變，更需要制度保障。只有進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繼續擴大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認真落實群眾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拔權和監督權，真正讓群眾對干部的升降去留有發言權，說的話算數，干部才會自覺地“對下負責”。
二，呼喚“陽光行政”。問責的前提是公開與知情，對人民負責首先意味著讓人民知道政府應該做什么、正在做什么。目前，各地政府機關仍存在局部的小團體利益內驅，推行“陽光行政”受到的阻力很大。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地)級政務公開，深化縣級和鄉(鎮)政務公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用事業單位要全面實行辦事公開。只有政府透明、政務公開，才能把政府及官員置于公眾監督之下，問責才有實質性的意義。
三，呼喚建立黨政機關干部崗位職責規范。問責的關鍵是要在不同的部門與官職之間有嚴格的職責劃分，并以相應的法律法規來規定何種官員所負何責，誰來問責，何人依何種程序判定官員失責。沒有明確的責任體系的問責制度不僅是一種擺設，而且為權力斗爭和鏟除異己增加了新的工具。只有官員在責任體系之內，才有可能實施嚴格意義的問責制。當務之急，是要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領導干部的崗位特點，研究建立黨政領導干部崗位職責規范的評價標準體系。
四，呼喚官員道德自覺。真正的“問責”，既來自于制度的硬規定，也來自民眾與輿論的“軟”壓力，還來自于官員的自覺。現在一些官員因為失職引咎辭職或被責令辭職，大多數是上級領導機關的一種“組織決定”，很少是官員主動負咎請辭的，更少見到在公開場合向公眾表明“愧疚”之意的。這說明，政府部門特別是大多數政府官員對問責制還不習慣。如果仍然是“組織安排”，沒有官員自身的道德自覺，這樣的問責還僅僅是傳統的“組織處理”，并不是人們期待的真正“問責”。只有建立在官員道德自覺基礎上的“官員問責”制，才會推動依法行政。(沈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