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關心中國經濟發展，但對國內政治卻不甚關注；他們患有“集體厭日癥”，但卻堅持使用日本產品，并主張理性處理兩國關系；在經歷了童年的文化饑渴后，他們像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樣，擁抱美國文化，并開始懷上美式“中國夢”——一家知名調查公司題為《中國新富市場與媒體研究》的調查報告給中國的新富描繪了一幅肖像(見11月15日《國際先驅導報》)。
顯然，中國新一代的富人階層表現出了鮮明的“經熱政冷”傾向：熱衷于經濟，冷漠于政治，用社會學家周曉虹的表述就是：消費前衛而政治后衛——站在社會價值觀的制高點上，作為時代的寵兒和社會精英，新富們何以流露出“經熱政冷”？
無疑，新一代的富人階層是中國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說到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后衛姿態，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美國。對此，托克維爾有一段經典的描述：在19世紀那個廣袤的國土上，沒有強大的鄰邦，也沒有統攝全國的無所不能的首都，同樣沒有巨額的稅收、龐大的軍隊和偉大的將軍，就不會產生將全國人民的命運交給一部分人的專制危險——可以說，正是這種“安逸”的環境，造就了中產階級“政治后衛”的價值選擇。
由于體制選擇的不同，中國當下的環境跟當年的美國不可同日而語，但形式上的“政治安逸”卻是相同的——沒有強大鄰邦的威脅；遠離戰爭和恐怖主義，沖突的中心在中東和非洲；沒有動蕩的國內政治；沒有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沒有巨額的稅收，也就沒有社會穩定一夜間坍塌的危險。
因為享受著這些“政治安逸”，新富們的利益不會因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什么損害，關心政治也就沒有了直接的利益驅動。你無法想象伊拉克的富人會不關心政治，他們的國家處在戰爭的風雨飄搖中；你也無法想象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富人會不關心政治，他們的財產在政治變動前顯得無比脆弱。
顯然，中國新富當下的“政治后衛”的姿態并非來自“對政策決定表示基本滿意和放心、無須過多關注和投入”，而是因為“政治的安逸至少不會讓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這是中國當下一種特殊形態的“政治后衛”，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假如政治讓新富們的切身利益受到大的損害了，你看他們會不會跳起來做“前衛”！
新富們“政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看看這一代新富，他們大都生于20世紀60-70年代，他們發展的“資本積累”正好趕上了改革開放。所以成為“新富”，說明他們接受了精英教育，在社會職位和利益的開放下，通過競爭獲得了體面的職位和可觀的待遇，并且事業在鼓勵創富中蒸蒸日上，自己的成功又享受著大眾嫉妒的目光等等——這一切表明他們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改革所保持的經濟社會穩定已經把他們的政治要求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使他們安逸于經濟的滿足。
還有就是中國社會的“發展饑渴癥”。雖然改革開放已經有20多年了，但社會真正進入理性化的創富時代，還是近十年，甚至近幾年的事情。改革前人們的創富欲望是受到壓抑的——做買賣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就是“挖社會主義墻腳”；
而改革后一段時間內也出現了混亂現象，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全面登陸后，國人的創富欲望才完全被釋放開來，創富得到張揚，賺錢成為最激動人心的選擇。再加上歐美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蠱惑，國內豐裕市場的挑逗，社會表現出一種迫不及待的“經濟發展饑渴癥”。在這種“饑渴癥”中，創富和賺錢的沖動壓過人的所有欲望，新富們更是這種潮流的引領者和受惠者。
如此，“經熱政冷”就成了自然的選擇。
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造就了新富們的“政冷經熱”，無疑，這種選擇對于新富個人來講，是有益而無害的，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講，卻是有害的。因為對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講，作為中產階層的新富群體往往是政治改革的“推動器”(在發達國家，中產階層是“穩定器”)，他們以政治上的活躍對變革提供動力，以政治的前衛容納各階層特別是底層的價值期望，提高政治秩序的彈性——而“政冷經熱”的自私選擇只能讓公民社會成為一盤無力的散沙。
期待中國的新富階層在品嘗著“經濟”這豐富的晚餐時，“政治”這根神經也熱起來。(稿源：《南方都市報》；作者：曹林、秋風、易憲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