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這么一種人：他們把自由、超越和創造看得比別的價值要高，他們也天生有某種回避常規、回避主流大多數人的趨向。
他們是城市多樣化的結果，也是城市多樣化的動力，因為如果一個城市人們不去追求多樣性，這個城市就沒有動力和活力可言
文/羅雪揮
新聞周刊：什么叫“社區”？是否住在一起，就叫做一個社區？
于長江(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用圓明園畫家村來解釋“社區”的例子非常典型，應是一種命運共同體。一群人，有某種關系，但這種關系不一定是制度性的，而是強調某一種屬性，強調某一種感覺，因而特別能夠產生社區意識。
新聞周刊：為什么會形成“圓明園畫家村”這樣一個藝術社區？
于長江：我認為是某種特定的人格類型的人造成的。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著這么一種人，他們把自由、超越和創造看得比別的價值要高，他們也有物欲，但是不很看重，這些人天生有某種回避常規、回避主流大多數人的趨向。如果在西方社會，社會發展比較成熟，為這種人格預留了空間，這些人會“正當地”從事藝術、學術、宗教等等。
而在圓明園畫家村之前，中國的社會，在制度設計上沒有為這么一批人考慮過，當時我們社會的假設是，根本不存在這些人。圓明園畫家村是這一批人第一次公開地站出來，公開表明、公開申明自己想成為跟常規主流不一樣的人，包括行為方式、理想，日常的行為習慣等都與主流不同。
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大學里，也已經出現了類似的群體，某種意義上，當時的北大也充當了領導這種潮流的角色，校園里有那么一批人，同樣具有顛覆常規、創建新的人文生態的沖動，但是這些人在空間上和社會意義上并沒有作為一個集中獨立的群體存在，而是分散于“大學生”這個群體之內。當然，由于種種社會性的“隔離”，畫家村和北大這兩股潮流盡管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基本上沒有發生實質聯系，北大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不關心這么一個群落。
新聞周刊：為什么圓明園畫家村最后會遭取締？
于長江：過去20年，中國社會有一個劇烈變化的過程，從原來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集中統一的同質性社會，向市場經濟的多樣化分散化的社會轉型。這個轉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這么一類人。但是當時我們不管是在制度設計上、公眾的心理上，還是有關決策部門的認知上，對此都沒有心理準備。取締是有各方面的因素的。
如果是在一個成熟、穩定的都市社會，比如巴黎、香港、紐約、東京這種相當多元的社會，這批人就是一批正常的存在，不會引起更多的關注、追捧或否定。應該說，他們既不比別的人好，也不比別的人壞；他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渣滓。
新聞周刊：圓明園畫家村會再現嗎？
于長江：不排除有人會以別的形式再現當年的畫家村的精神和感受。比如說網上的一種俱樂部，比如某些新新人類的有些極端的、探索的行為方式，其實這些就是今天的“畫家村”。
在上世紀80年代，只有圓明園畫家村這么一種方式。而今天已經需要更多的方式和取向，那么這么籠統的“探索”已經太粗糙了，不能解決今天人們的困惑和障礙。等到未來中國徹底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多維多功能的社會，這類問題就更不會集中體現在一個“村”里了。
新聞周刊：處于邊緣的藝術社區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什么意義？
于長江：它不斷創造，不斷拓展一個社會精神、心理、思想、行為的可能性的空間，“正常社會”隨著他們開拓的邊界拓展，越來越豐富，你就可以享受更多彩的人生。
新聞周刊：你覺得藝術社區對一個城市的發展是否有必要？
于長江：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更人文的角度，就不是要問“對城市是否必要？”，而是問“城市是否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一個城市中只要存在著這么一個群體，沒有直接危害別人，沒有違反基本法律，它們的存在就是正當的，“城市”的設計和構建，就要考慮到他們的存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市，特別大，但是缺乏多樣性，所有的城市是相似的，如果一個城市里面只有工廠和宿舍，沒有基于個體和小群體的多樣性的文化、藝術群落，這樣的城市生活是沒有質量的。如果一個城市人們不去追求多樣性，沒有了這種沖動，這個城市就沒有動力和活力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