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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界對馬加爵事件超乎尋常的關心和迅速異常的介入不禁引發(fā)思考：殺人狂影視是要在追求揭示的真實還是盈利的真實
奧斯卡影后塞隆與馬加爵本沒有任何關系，但如今，在某種程度上，兩人卻被“綁”到了一起。
“女魔頭”遭遇指責
近日，由馬加爵案件掀起的全國關注中傳來一個消息：某影視公司決定投拍以馬加爵為原型的電視連續(xù)劇，甚至連名字也已定為《馬加爵亡命天涯》。在新聞出現不到一周就籌備電視劇，并且以殺人惡魔為主人公，這在國內確屬首次。
而在大洋那邊，好萊塢新影后塞隆，也是因為出演了一部以一個女連環(huán)殺手為原型的電影《女魔頭》，獲得本屆奧斯卡大獎。但后冠剛剛及頂的塞隆卻有點麻煩，近日，當年那些受害者家屬正式通過新聞媒體公開譴責該片“美化殺手”，同時質問：塞隆獲獎后感謝了無數人，但為何對受害人連一句同情的話也沒有(包括在私下場合)。“畢竟，她是靠一部殺死我們親人的兇手的電影獲得了這一切”。
兩個消息聯在一起，一個老話題不禁重出水面：我們究竟因為什么原因去拍殺人狂？
在美國，以連環(huán)殺人犯為原型的紀實性影視作品已成為潮流。但拍這樣的作品，受害人親屬感到受到傷害：這無異于是把結疤的傷口再度揭開；而兇手的親人也不愿意拍，因為這等于是說重新又接受了一次審判。
但制片方不會管這些，他們只關注兩點：第一是商業(yè)、第二是法律。我要靠它賺錢，而你如果以觸犯(受害人)隱私為由阻止我，很簡單，法庭上見，最終要看法官怎么判。但實際上這種訴訟在美國幾乎沒有出現，所以制片方幾乎沒有什么顧慮。
說到對于青少年的影響，制片方則會去借助美國所謂的“自由”概念，即：拍什么是我的自由，你怎么理解是你的自由，你被影響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與我無關，而這個觀念在美國民眾中又很普遍。
至于表現的尺度，也不用太操心，有電影分級制度，大不了我入限制級(限制未成年人觀看)，我想怎么拍都可以。但實際上，美國的電影院又管得很松，電影院里總能看到許多孩子津津有味看著那些限制電影。
殺人狂影視作品的悖論
這種電影對未成年人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有一些美國孩子告訴媒體，從這種電影里他們獲得的信息并不是殺手如何兇殘，而是一個人隨心所欲做事的暢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及誰也別惹我的強烈“自尊”。甚至有人把他們當做反社會的“英雄”。
其實，有這種感覺也很“正常”，通常這類作品在塑造殺人惡魔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殺人合理化，即：讓人知道他為什么這么做。而這個展示過程也是讓觀眾在內心中與他一起“成長”的過程，同時又很難在片中同步加入道德評判(為了展現人性的“厚度”，制片方也根本不會這么做)，因此，就出現一個現象：幾乎所有的連環(huán)殺手在影視作品出現后，人們都對他們少了仇恨，多了同情，忘記了他們在面對那些無辜冤魂時，他們下手的狠毒以及內心的麻木不仁。
另外，不只是對未成年人有影響，已經成年的馬加爵最愛看殺人的恐怖網站，而連殺十幾個孩子的黃勇也最愛看殺人電影，并且承認因此內心中常有殺人沖動，覺得那樣也許很刺激，甚至很“英雄”。
當然，并不能機械地反對這類作品的拍攝，畢竟國外也拍出許多經典電影，如《邦尼與克萊德》、《末路狂花》和《天生殺人狂》等，而它們之所以優(yōu)秀，是因為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人對內心罪惡沖動的縱容，以及充滿激情的自我辯解，而是人與社會在某種極端狀態(tài)下的關系。并引發(fā)一個本能思考：我們，或者說我們的社會也許可以多做些什么。
但有一點確是難以解釋的：即便殺人狂們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和個人遭遇多么極端惡劣、催人淚下，但肯定有更多的人即便這樣也沒有走上相同的道路。你永遠無法知道一個殺人狂的內心，正因為如此你也永遠無法真正理解殺人狂，至于詮釋，即便再巧妙再自圓其說，也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誤讀”。
這正如《天生殺人狂》里那個記者的境遇，他獨家采訪殺人狂，也自以為深刻挖掘了其內心，甚至連自己都被“感染”，最終協(xié)助他們成功越獄，然而當最后他看到殺手對他舉起的槍時，他依舊驚恐地說：“我以為我們是朋友”，而對方說：“你早就知道我是殺手”。
影片當然是想暗示在這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殺人狂，最后，只有死亡，才達到了真正的真實。
但是，誰又知道呢？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支林飛 張大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