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全靠自學成才，但他僅有的兩張唱片都創造了海量銷售記錄；他是位流行音樂歌手，卻獲得過國家級的美聲音樂大獎；他頻頻出現在各種國家級大型活動的現場，與此同時，他的歌在最偏僻的鄉村都有人傳唱；他反對卡拉OK，但他演唱了國內最多的熱門影視歌曲，成為名副其實的“K歌之王”；他反對商業化，拒絕職業歌手身份，但他自己其實也是商業轉型期的幸運兒。他就是劉歡，人民歌手劉歡。在2004年41歲之際，他迎來了自己平生第一場個唱。演唱會前夕，正忙于排練的劉歡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在西方，唱片公司是保姆；在亞洲，唱片公司則是老板。在音樂上，我不需要別人幫我思考。
●我沒有刻意反對過卡拉OK，但這種情況是客觀存在的，就是有些歌是“只能聽不能唱”的。
●我趕上的時候好，要說走紅，恐怕只能說是我的運氣好。
●我的演唱會絕不是“明星秀”，我要做的演唱會一定要跟音樂有關系，所以我要有一個大樂隊。
關于個唱：我其實一直被朋友推著走
新京報：谷建芬老師說過，其實劉歡早幾年就可以開個人演唱會了。為什么會醞釀這么多年才開？
劉歡：我原來對這件事一直不是很感冒，可以說完全是被朋友一路慫恿著過來的。因為個唱和音樂會還是不一樣，音樂會是在劇院里，不用考慮票選歌曲什么的，我喜歡唱什么就唱什么。但是大型演唱會是一個商業運作，必須與觀眾有某種互動，這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了。像一些港臺歌星的演唱會，兩個半小時，說話占去40分鐘，換多少套衣服，完全變成了“明星秀”，大家去“看”演唱會多于去“聽”他唱，是喜歡和明星呆在一起。所以我堅持，我要做的話一定要更像音樂會一點，得有大樂隊，于是就找到余隆(中國愛樂樂團音樂總監-編者注)，余隆說沒問題啊，全力支持！我又說一定要找一個既懂得流行樂又懂得管弦樂的音樂總監，這個人只能是三寶，三寶那時忙得不得了，又是電影又是電視劇，又是唱片又是舞劇，可找到他時他也說沒問題，結果這事就這樣做成了。
關于“不簽約”：不需要別人幫我思考
新京報：國內主流文化對流行音樂一直存在著某種歧視。但是你作為一名流行歌手，卻獲得了一流歌唱家的藝術聲望，你自己怎么看這種現象？
劉歡：傳統藝術與通俗藝術之間的地位落差是我們國家一直存在的觀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我很感謝大家對我的尊重，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也不應該人為的制造某些差異，比方說“歌手”在西方只有一個詞就是singer，帕瓦羅第是singer，斯汀也是singer，就是歌手嗎，意大利語里maestro“大師”這個詞也可以稱呼理發師、廚師，在中國就不行了，其實這都是觀念傳統上的問題，流行音樂作為通俗藝術只不過是比傳統藝術更商業化一些，這不能作為被歧視的理由，至于這個“家”的名分，我本人并不太看重這個。
新京報：據我所知，其實你當初還是有改變自己，主動融入音樂的商業化大潮。
劉歡：那當然！我當年是內地頭一號和索尼簽約的歌手，還出了一張唱片！我從來不拒絕現代化的商業方式，我只是希望在音樂的創作方面更自主一些。
關于走紅：我承認自己的確比較幸運
新京報：劉歡之所以取得今天這樣家喻戶曉的影響力，應該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國內影視劇剛剛興起的時候，你占了一個先機，演唱了大量紅遍全國的影視歌曲。
劉歡：是的。這也和我們傳播媒介的發展有關。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完全解決傳播媒介之間互相銜接的問題。倒退個十年，那時很有限的幾個媒介都各行其是，各自為政：電視是一塊，它的晚會歌曲和別人都不發生關系；唱片業則瞧不起電視歌曲，認為它根本不是音樂；廣播里又有排行榜，但很多上榜的歌曲卻見不到唱片；紙媒上的“文字音樂”更是和誰都不沾邊。所以最后出來的結果都是偶然性很大：不知道哪個地方爆出個熱門電視劇，里頭主題歌也跟著“咣”一下火了；要不就是哪個排行榜里的歌突然一下唱得鋪天蓋地，和別的媒介也沒什么關系。我趕上的就是十幾年以前那個時候。不過我想以后這樣的情況就不太可能發生了。
新京報：你曾經說到過，自己很反對卡拉OK。但是對很多有年齡感的人來說，劉歡也是一“K歌之王”；19號演唱會當天，不出意外的話，也一定會出現“萬人卡拉OK”的盛況。你怎么看這種矛盾？
劉歡：我不是反對卡拉OK這種娛樂方式，客觀地將它對流行音樂的普及也功不可沒，但它也對我們的流行音樂帶來了一個負面影響，那就是他把歌曲的鑒別標準降低到了“是個人就能唱”的水平，如果一首歌比較“難”，大家在k廳里學唱不了，它即便再好聽也很難流行，我想這就是我們中國出不了瑪麗婭·凱莉，出不了惠特妮·休斯頓的原因，確實有好些歌是“只能聽不能唱”的。這不光是個嗓子好壞，還有很多技術問題，是靠音樂家的天賦和訓練得來的，假如誰都能唱，那還要歌唱家干嗎，要音樂家干嗎？
新京報：現在也有這樣的情況，就是在藝術上追求過頭了，老百姓往往不太容易接受。它是不是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我們的聽眾由于長期缺乏音樂教育，導致某種接受上的障礙或者趣味膚淺化？
劉歡：我想水漲船高嗎，水高了，船才會更高。假如說有一部很好的電影老百姓就是完全看不懂，我從來不相信這個事。可能是那部電影做得真的不夠好，或者技術上還有問題。水漲船高，船在高也不可能高到離開水面升到天上去，所以我們做一個東西不可能超過老百姓接受能力很遠很遠，充其量也就是領先一步而已。你的水平和大家也就是相當的，我們所作的是通俗音樂，好的通俗音樂就是好聽的音樂，先甭預設那么多的這“主義”那“技術”的，如果你寫一首歌大家完全聽不懂，那一定是你技術上還有問題。
關于音樂：下一代要比我們幸運
新京報：有一個平庸的問題，在音樂方面，誰對你的影響比較大些？
劉歡：真說不清哪一個，要說比較大，可能和我最早喜歡古典音樂有關系。古典音樂我沉迷了大概有3年之久，以前我的唱片全是古典的，一直到最近十幾年我才開始大量買流行音樂的唱片。
新京報：為什么會這樣？這么長時間古典音樂的自學訓練對你來說有什么樣的意義？它對你的影響主要是技術方面還是藝術趣味方面的？
劉歡：都有。現代音樂再發展，從技術上來講還是來源于古典的。因為西方音樂這幾百年來沒有斷流，幾百年前從巴洛克開始，一直到20世紀初開始的流行音樂、都市音樂，都是這么一脈相承走過來的。50年代后大家開始反叛，但并沒有和過去決裂，我們對西方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從中間半截起開始接受的，要不就是從支流上截半段接受，最后的結果往往變成搞古典的看不起搞搖滾的，搞搖滾的看不起搞古典的，好像彼此沒什么關系，其實不是。我前段時候在網上看到一個報道，有人調查了現在最熱門的一些西方電子樂隊樂手們喜歡聽什么樣的唱片，結果發現他們好多人都喜歡德彪西、拉赫馬尼諾夫，勃拉姆斯什么的，他們的源泉都是他們的傳統的東西，西方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它的源流沒有斷過。倒是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上有幾次“斷流”，可能也造成了我餓們接受西方的東西也是斷斷續續的，進而造成是我們把它割裂開來看了。再有可能就是目光短淺的原因了。
新京報：你覺得你的音樂之所以比別人更容易被各個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是不是也與你對古典音樂的偏愛、對西方音樂史的長期研究有著比較直接的關系？
劉歡：非常有關系。可能再往下一代就好了。現在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是聽著西方現代音樂長大的，不像我們有一個“揚棄”的過程，我們是不得不丟棄很多東西，再把很多斷了的珠子接起來，而現在20歲左右的人都是跟著潮流直接順過來的，他們的東西就反而能做得很自然。所以從做音樂上來講，他們要比我們幸運得多。
來源：新京報 作者：楊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