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農歷甲申年。60年前，1944年3月19日，明朝滅亡紀念日，重慶《新華日報》開始刊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申》)，從而激起一場軒然大波。六十一甲子，彈指一揮間。經過時間的積淀，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新的啟迪。
史劇變為史論
1944年初，正在緊張從事《十批判書》寫作的郭沫若，如何從對先秦思想家的評述突然轉入對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的研究，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柳亞子在1944年3月撰寫的《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一文的開頭述及此事：“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懷兄(即喬冠華，當時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工作。——引者注)同月十六日從渝都發出的一封信，說道：‘今年適值明亡三百年，我們打算紀念一下，沫若先生們都打算寫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閑談，大家一致認為你是南明史泰斗，紀念明亡，非你開炮不可。’這時候，我的神經衰弱病還是很厲害，腦子像頑石一般，不能發生作用，只好很抱歉的還信謝絕了他。”有研究者據此認為，這是臨陣換將，促成郭沫若取代柳亞子寫出了這篇史論。
郭沫若本人則在1945年5月撰寫的《十批判書·后記》中透露：在寫作《韓非子的批判》與《周代的農事詩》的前后，“我以偶然的機會得以讀到清初的禁書《剿闖小史》的古抄本。明末農民革命的史實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適逢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滅亡的三百年紀念。我的史劇創作欲有些蠢動了。我想把李巖和紅娘子搬上舞臺”。但是，人們讀到的是史論《甲申》而非史劇《李巖與紅娘子》。有研究者認為，寫作《后記》時作者正處于國統區，不便將喬冠華代表中共組織撰寫紀念明亡三百周年的文章的真相明言。這種說法不合乎事實。柳亞子的文章道明了“真相”，并于當年4月刊登在公開發行的《群眾》周刊上，因而是世人皆知的事實。
郭沫若并無未便明言的顧忌，想寫的也只是以李巖和紅娘子為主角的史劇。喬冠華致柳亞子信中所說的“沫若先生們都打算寫文章”，只是概而言之——文章也好，劇本也好，總之，為紀念明亡三百周年要寫點文字就是了。因此，由起初的創作歷史劇的欲望而變為論述明亡及李自成起義成敗的實際操作，合理的解釋是：柳亞子既因故無法撰寫史論，急黨所急的郭沫若便擔當了這個重任。也正因此，郭沫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創作以李巖與紅娘子為主角的歷史劇情有獨鐘，念茲在茲。
那末喬冠華出面組織紀念明亡三百周年文章的背景又是什么呢？1943年初，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的《中國之命運》出版，內中恰有“明朝的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民心渙散，流寇橫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王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等論述。當年七八月間，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指示設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上“多登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素向以“黨喇叭”為職志的郭沫若，全力以赴撰寫史論便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了。
激起軒然大波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近二萬字的史論，《新華日報》連載四天。相隔僅一天，1944月24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即發表《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抨擊《甲申》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叫嚷要“共同糾正這種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4月13日，該報又發表社論《論責任心》，責難《甲申》“渲染著亡國的怨望和牢騷”，并阿Q式地攻擊所有以宋末、明末的歷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文藝作品和史學論著。稍后，某出版社還搜集圍攻《甲申》的文章，編為《關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揚言“供防毒消毒之用”。
與郭沫若同一營壘的翦伯贊等知名學者則以《桃花扇底看南朝》、《明末的政治風氣》等文與《甲申》相呼應。柳亞子除撰文外還賦七律一首表示激賞：
陳跡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賢。
吠堯桀犬渾多事，喘月吳牛苦問天。
由檢師心終覆國，自成失計遂捐燕。
昌言張李如能拜，破虜恢遼指顧間。
《甲申》發表一個月后，4月18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并加長篇按語，指出：“郭先生根據確鑿的史實，分析了明朝滅亡的社會原因，把明思宗的統治與當時農民起義的主將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對比的敘述和客觀的評論——還給他們一個本來面目。郭先生雖然推翻了流俗關于李自成的無知胡說，但是對于他的批評也是極嚴格的。”按語稱贊《甲申》“充滿了愛國愛民族的熱情”，“在科學地解說歷史”，“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
毛澤東除了在對延安高級干部的講話中肯定《甲申》的警世意義，更在這年11月致郭沫若的親筆信中慰勉有加：“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國共雙方均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這對郭沫若來說，似乎有點出乎意外。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有過“革命春秋”的郭沫若，誠然不僅是學術家。他的史學研究尤其是這篇多少有“遵命”成分的史論，自然不乏現實意義，但終究不是簡單的比附或影射。對此，柳亞子在《現在的中國會等于明季嗎？》一文中有一段切實的評論：“近來有人寫關于甲申三百年紀念的文章，對于自成略略有些持平之論便另外有人大驚小怪起來，說他在影射些什么什么。其實要是把李自成來影射某種集團，或影射某種人物，那才是對于革命極大的侮辱呢。”對于國民黨的攻擊，郭沫若以“尷尬相是很可憫笑的”予以嘲諷。他在《甲申》發表一個月后致信美國費正清博士，稱《甲申》“本是研究性質的史學上的文字”，《中央日報》的社論是“無理取鬧的攻擊”，“我只感覺著論客們太可憐了，竟已經到了歇斯迭里的地步。”
對于中共及其領袖的褒揚，郭沫若自然是心存感激，但出人意外的是，卻未能挾創作《屈原》、《虎符》等六部歷史劇的余興，乘“蠢動”的創作欲，一鼓作氣完成反映李自成農民起義成敗興衰的歷史劇。這是令人頗堪無味的。
重探初衷所在
激發郭沫若創作欲望的，是李巖和紅娘子參加李自成農民起義運動的悲劇結局。細讀這篇二萬字的史論，不難看出作者論述的重心所在。作者對崇禎的“汲汲要譽”，李自成的為人本質、事業轉機，牛金星劉宗敏的迅速腐敗，固然有較為詳明的論述，但剖析的重點卻在李巖。作者以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圍繞李巖的身世、經歷、謀略及其悲劇命運落墨。作者對李巖的至高評價，集中在這一句上，“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李巖的悲劇結局，正是歷代農民起義的規律性結局所決定的。《甲申》的結尾部分有這樣一段感慨深沉的論述：
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李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遲早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于李巖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
《甲申》的結句是：
而李巖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后來還在《關于李巖》、《歷史人物·序》等文字中一再表露他對李巖與紅娘子的偏愛，對李巖悲劇命運的深切關注。
《中央日報》主筆、《中日之命運》的捉刀者陶希圣，攻擊郭沫若“以‘李公子’自命”。這自然是無稽之談。郭沫若斷不致如此愚妄，然而對李巖的悲劇命運，確有心靈之交應。
這就不難看出，《解放日報》編者按對《甲申》的概括，雖言之有據，卻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說有重要的缺漏。毛澤東側重于吸收“勝利時驕傲”的歷史教訓，也是見仁見智，各有所取。對“驕傲”的種種表現及其產生的根源，雖也可作多重闡釋，但終究與作者的關注重心不盡一致。
縱然是接替柳亞子“開炮”的任務，在短短的一、二個月里寫出了這篇激起軒然大波的史論，但是當初構想《李巖與紅娘子》的史劇基因還是留存下來了。在史論發表之后，郭沫若表示“要用全力來實現”創作計劃，終因種種原由而未能如愿。
六十年間余波
《甲申》發表之后，延安將其列為整風文獻，各解放區也紛紛翻印，出過多種版本的小冊子。
新中國成立之后，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過由作者題寫書名的版本。怎樣的契機促成了它的出版，尚費猜詳。不無巧合的是，這年2月，中共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也正是以這次全會為發端，開始了對高崗饒漱石的揭露和批判。如果從吸取“勝利時驕傲”的歷史教訓著眼，似乎倒不失為一種解釋。陳毅在這次全會后寫的一首詩中有這樣幾句：“九牛一毫莫自夸，驕傲自滿如翻車。歷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時隔18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不久，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又出了新的版本。封面不再是作者的題簽，代之以莊重的宋體。扉頁則是“文革”中十分時興的《毛主席語錄》，選用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關于歷代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又總是成為地主和貴族改朝換代的工具這一段論述。《出版者說明》交代了再版的緣由：
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曾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又說：我們印行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筆者清楚地記得，當年確是將“九一三事件”稱做“文革”的“又一次偉大勝利”。
為這次再版，郭沫若“做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這自然無從反映作者斯時斯地的心境。倒是他和于立群生養的長子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令人深長思之的歷史細節：
……當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學識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繼成為批判對象，而像林彪、“四人幫”這些政治小丑卻扶搖直上，他內心的哀苦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他曾經公開地講過，也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過：“我很后悔當初沒有把李巖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
《甲申三百年祭》問世已忽忽60年了。60年來，世事滄桑。筆者以為，對這篇曾經激起軒然大波，后來一直作“勝利時驕傲”的鑒戒之解讀的史論，在經過了60年的積淀之后，應該從作者寫作的初衷及文本的整體把握上，作出新的解讀。
來源：中華讀書報、作者：馮錫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