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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星們對百姓發生影響，除了憑個人魅力，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界”，那個獨立于官方、能夠自我作主的專業界。
反觀內地，只有演藝圈，而沒有演藝界。明星在圈里頭討生活，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
前一陣，有關梅艷芳過世、出殯的報道看得我思緒萬千。與其說是感慨這位歌壇天后的紅顏薄命，不如說對她生前所代表的香港演藝界深有敬意。梅姑歌唱得好，但她在圈內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聲望，還在于她作為香港演藝界的精神領袖，影響了整整一代香港人和香港社會。
如今社會是一個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除神魅”的世俗化時代，除了個別的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對社會一般人號召力最大的，正是以前屬三教九流、如今光芒萬丈的演藝界、體育界各路明星。明星對百姓發生影響，當然要憑自己的個人魅力，不過，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界”，那個獨立于官方、能夠自我作主的專業界。
在港英當局統治的殖民時代，香港雖然沒有什么民主，卻遺留下來一個相當發達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并不是一個與政府對抗的整體，而是由各種自主的“界”構成的：工商界、知識界、傳媒界、律師界、演藝界等等。這樣的“界”，不是一年一度的政協會議中的民意代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實實在在存在著，在法律容許的范圍之中，對自己的那個地盤實行自治，自我管理。而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要有獨立的行業組織。
梅艷芳生前擔任的，正是香港演藝人協會主席。那個位子，沒有什么行政級別，不會出現一位行將退休的政府官員，但他肯定是一個行業里面公認的權威。梅艷芳能坐那個位子，自然是因為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姐大”，而她的繼任曾志偉，也是娛樂圈里面的“大哥大”級人物。
演藝界里發生了什么糾紛，首先由這些“大哥大”、“大姐大”們自己解決，不必動輒上法院。在專業界中，雞毛蒜皮的事自己解決不了，都要打官司，未必是好事，是“界”內缺乏自主功能，過于依賴國家權力的表現。
當同行受到外界侵犯的時候，界內人士有責任捍衛共同利益。在劉嘉玲裸照風波中，梅艷芳身為會長，帶領演藝界同行站出來，聲援弱者，向輿論討公道。因此，俠骨柔腸的梅艷芳作為香港演藝界的精神領袖，無人不服。
假如演藝界捍衛的僅僅是圈內人的利益，那還談不上有什么公眾影響。由于受到外來基督教和本土佛教傳統的浸染，每逢社會遭遇重大危機的時刻，梅艷芳所代表的香港演藝界總是挺身而出，表現出公共正義和慈善之心。
抗擊非典、為華東水災募捐、為SARS病人家屬籌募善款，十多年來，我們在電視里，已經看到了太多太多。在東亞“四小龍”里，香港不具新加坡式的強勢政府，沒有韓國那些有公共關懷的大企業家，也缺乏臺灣那幫熱心公益的知識分子，但香港有演藝界，有梅艷芳所象征的那種俠骨柔腸。
平常的日子這些明星們緋聞不斷，流言紛紜，世俗到了極致，但每每面臨非常時刻，梅艷芳、成龍、曾志偉們就搖身一變，散發出神圣的光彩。他(她)像古代具有“克里斯馬”魅力的先知一般，幾句美麗的空話就讓處于恐慌中的FANS們鎮定下來，一聲募捐的號召就招來成百、上千萬的善款。
我在香港工作、生活過一年，從許多小事中深深敬佩那座城市社會的成熟和市民的素質。我發現，演藝界在塑造香港的城市精神中，起了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
由此反觀內地，說實話，我們如今只有演藝圈，而沒有演藝界。圈與界，一字之差，相差何止千里。演藝圈，有一撥明星在里頭討生活，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或者劃為幾個互不搭界、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雖然有自己的行業協會，但那些都是政府的準衙門，有很高的行政級別，卻與演藝人的利益、情感毫不相干。圈內一發生糾紛，不是訴諸于輿論，就是上法庭，搞得滿城風雨。
這樣的演藝圈，連行業自主都自身難保，不要說對社會奉獻公益了。去年SARS期間，輿論批評演藝界明星集體失蹤，可能也是冤枉了他(她)們。我相信，這些男女明星們，可能個中也有梅艷芳那樣的俠骨柔腸，一腔愛心，但沒有組織的他們，如何凝聚得起來，像香港演藝界那樣攜手走上舞臺？
其實，有“圈”無“界”，豈止演藝界，其他工商界、知識界、法律界、傳媒界何嘗不是如此？我曾經反思過內地抗擊SARS中社群的缺席。比較香港，不要說社群，連那些“界”都有名無實。當今的中國，離小政府、大社會的市民社會理想還十分遙遠。
“圈”只是一盤散沙，而“界”是有自主性的團體，由“圈”而“界”，不僅需要梅艷芳那樣的俠骨柔腸之士，更需要社會從建制化方面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