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馬俑“發現權”申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西安市臨潼區楊培彥、楊文學、楊新滿3位農民代表9名兵馬俑“發現人”先后向秦俑博物館和陜西省文物局遞交申請書，要求確認他們的“秦兵馬俑發現人”資格未果之際，日前，臨潼區水利工作隊也向秦俑館遞交了申請，要求對該隊的孫定謀、趙有科等人的兵馬俑“發現權”給予確認。據了解，以“申請報告”形式要求確認“發現權”這在全國尚屬首次。
當事人紛紛要求確認“發現權”
臨潼區楊培彥3位農民在去年12月10日遞交的《關于“秦俑發現人”資格認定的申請報告》中，要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確認他們與楊交學、楊志發、楊文海、楊彥信、楊宜州、王普治等9人在1974年春打井時發現秦俑這一身份。一是向他們頒發“秦俑發現人”證書，確認他們的“發現權”；二是要求該館在兵馬俑一號坑簡介文字中將“當地農民打井發現”中的“農民”，改成他們的姓名。
66歲的農民楊新滿說，《秦陵秦俑200問》一書和《秦俑發現記》等文章對他們9人發現秦俑的過程均有記載，但至今，他們的“發現人”身份仍未獲政府部門確認，導致至今沒有獲得表彰和獎勵。9人中，楊文海、王普治、楊彥信等5人已離開人世，他們生前都強烈地表達過這一愿望。由于沒有政府方面的“認證”，近年來關于“誰是秦俑發現人”的爭議不斷。除了他們9人外，當時文化館的一位同志后來經過媒體報道后，成了“秦俑發現第一人”。現健在的4名當事人年事已高，如果哪一天謝了世，這段發現秦俑的歷史恐怕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臨潼區水務局水利工作隊書記郝繼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1974年春縣上開展“打井運動”，打井辦技術負責人孫定謀指派技術員趙有科，去下河村幫助群眾選井位，而兵馬俑的發現井位就是趙選定的。當井打到2米多時，趙有科發現挖出了瓦人頭和燒毀的木頭，就立即讓暫停打井，返回單位匯報。當天孫定謀等趕到打井現場，看到火燒木頭后的痕跡和陶制的瓦人頭及碎片。孫定謀讓停止打井，并讓趙有科和文化館聯系。今年4月，85歲的趙有科去世了，生前一直要求單位領導出面找有關單位，確認自己的“發現人”身份。
如何看待和界定“發現權”
此事在陜西省文物界、法律界引起了強烈關注，但對于如何界定尚存在著爭議。秦俑館認為，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由本館來做這方面的資格認定也沒有依據。陜西省文物局文物處周魁英處長認為，9位農民等要求確認“發現權”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其申請的形式和內容難以找到法律依據。他個人認為，文物的發現應該是指發現了文物和發現了文物的價值，兩者屬于并列關系。9位農民無疑是發現者之一，而其將文物交給文物部門及時認定價值，文物工作者也應是發現者之一。
陜西法律界對此也存在著分歧，一部分人認為“發現權”在民法中已有明確規定，應該依法給予認可；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農民等人的“發現權”應該得到保護，但“發現權”是首次提出，與民法中所言不同。西北政法學院楊巧副教授說，如何界定“發現權”在目前的法律上還是一項“空白”，但作為公民的民事權利，這一“發現權”及“署名權”應該給予維護。以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毛嘉興律師為代表的一些律師則認為，民法方面對于“發現權”的規定，只在于發現科學規律，揭示事物本質，對應的是知識產權領域。而文物“發現權”是指發現文物的單位或個人，在發現文物后及時上報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護的情況下，由國家給予適當精神鼓勵和物質獎勵的權利。這與知識產權領域的發現，有明顯的區別。
毛嘉興認為，文物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雖未明確提出“發現權”概念，但卻有獎勵與懲罰的規定，因此，農民等人的要求是基于文物保護法精神鼓勵規定的合理合法主張，應當給予支持。秦兵馬俑聞名于世，發現人功不可沒，文物主管部門應該為其頒發相關的發現證書。
楊新滿等農民表示，他們的要求如沒有結果，將通過法律渠道來解決，目前他們已委托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準備代理訴訟。西安市碑林區法院法官竇春育認為，此事如提到訴訟上，應屬于一起新類型案件。兵馬俑發現至今已經29年了，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早已超過訴訟時效。簡單看時效是過了，但時效是依據“知道或應該知道權利被侵犯”開始算起的，到底起止日如何來確定，還需要足夠的證據。
(來源：上海文匯報、作者：北坪、韓宏)
